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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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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第二节 满文碑文整理及研究概况

一、满文碑刻文献整理概况

二、满文碑刻文献研究概况

三、北京地区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研究概况

第三节 理论方法与相关说明

一、思路与观点

二、理论与方法

三、材料与说明

第二章 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统计与分类

第一节 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统计

一、北京地区满文传记碑刻文献拓片统计

二、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拓片目录补充

第二节 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分类

一、按照时间分类

二、按照用途分类

三、按照地区分类

四、按照墓主人身份分类

第三章 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文字体例特点

第一节 文种特点

一、文种数量与特点

二、多体碑文文种与方位

第二节 体例特点

一、体例类型

二、固定格式总结

第四章 北京地区满文传记碑刻文献语言特点

第一节 《和格诰封碑》与《和硕武肃亲王碑文》碑文比较

一、碑文转写

二、文本比较

第二节 满汉对译与语言使用特点

一、满汉对译特点

二、语言使用特点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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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满文碑刻文献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具有文物属性和文献属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然而截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满文碑文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因而还有很大的空白留待相关研究者填补。从空间范围来看,满文碑文分布于清代京郊最多,其所对应的地理空间主要为今天的北京地区,无论是碑石实物还是拓片均保存最多,最为易得,为研究提供大量的基础材料;从时间范围来看,顺治朝尚处于满文文字使用趋于规范的阶段,应用于墓碑上的诰封、祭文范式也不断得到调整最终固定,这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时期,能反应出当时满洲统治者在初步一统天下之时的满语文使用情况及诰封制度等。不仅如此,满文传记碑刻文献在具有与一般传记碑刻文献相同属性与特征的同时,又因其使用多种文字刻写碑文,且这些文字所标记的语言属于不同的民族和语系,使其具有与一般传记碑刻文献所不同的特点,折射出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以及当时满族统治者的民族、语言政策等多方面的信息。 本文首先综合利用《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大学图书馆“秘籍琳琅”古文献资源库等目录与拓片资源,相互勘误,对北京地区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拓片做出了全面统计,再利用地方志、实地田野调查资料,对目录中信息变更或未见记载之事以及未见目录的碑文进行了补充;前人目录多以时间顺序对碑文拓片进行简单排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顺治朝十八年间碑文在年代上的分布及其特征,解明了顺治八年及十四年碑文集中分布与顺治朝的“三遇恩诏”及“太祖太宗配享礼成”之间的关系;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的功能标准,将北京地区顺治朝满文传记性碑文分为墓碑、谕祭碑和诰封碑三种次级分类,纠正了原有目录在著录上的分类错误;此外,还根据当今北京地区行政区划及墓主身份之区别,重新对该类碑文进行分类,以图表的形式直观展示其类别特征。 其次,利用拓片资料,对北京地区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文种数量,以及各文种在碑石上的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并做出统计说明,又择其中比较具有特殊性的纯满文《索尼先茔碑》和满蒙汉三体《和格诰封碑》两通碑文进行个案分析,讨论了满汉碑文“左汉右满”及满蒙汉碑文“左汉中满右蒙”这样“规范格式”出现的原因,利用《清实录》所记载的资料并与顺治朝社会背景结合,探讨了该时期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的“去蒙古化”与“同文一体”情况;利用拓片及《雪屐寻碑录》等相关资料,对北京地区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的体例进行了总结,并以具体实例进行讨论,总结了其中具有规律性及代表性的碑文起句、结句格式,对不同品级、背景的人物使用相同格式的原因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最后,以顺治朝豪格两通传记碑《和格诰封碑》与《和硕武肃亲王碑文》为中心,在对其碑文进行转写、注释及文本比对后,同时利用其它北京地区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资料,在“专有名称翻译的随意性与逐渐规范”、“‘旧语’与新旧词的混用”及“满语文使用的质朴性”三个方面,对该阶段的满语文的使用及满汉对译特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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