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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甘肃敦煌
  • 出版时间： 2017-10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敦煌市人民政府

会议文集：2018“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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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敦煌图像中的女性观音叙事与民间妙善公主的传说相契合，充分显示了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敦煌石窟在佛教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敦煌观音不仅仅造像显示了中国民众接受了观音文化信仰，又改变了观音文化的智慧，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独特性的特征。目前我国正在实行“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将在历史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尊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并寻觅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共生性，在互相交流和互相借鉴中，创造人类的未来。
  • 摘要：笔者责编的《敦煌乐舞·经变乐舞》是我国著名敦煌学专家高德祥的著作,此书可谓“十年磨一剑”.因此,在上海2017年的书展上《敦煌乐舞·经变乐舞》犹如上古十大神剑惊艳于世.敦煌乐舞的历史悠久,以汉代发端迄今两千余年.敦煌乐舞由“本土乐舞、中原传统乐舞和西域各少数民族乐舞”三部分构成.其经变乐舞是敦煌乐舞壁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现存于莫高窟的经变画就有33种之多.一般来说，绘述释逝佛祖所宣讲佛经的图画为经变乐舞壁画。此壁画如果从艺术视角去审视的话，就是把佛教视为乐舞表现的题材与内容。这种以大型乐舞场面反映佛经内容的经变画，也可以称为“敦煌变相画”。
  • 摘要：北欧学者易德波(Vibeke Bordahl)是研究现代作家秦兆阳的专家,后又致力于扬州评话研究,曾数次赴扬州走近扬州评话、评话艺人,可以用扬州方言说评话,出版多部著作.格里格的《梅兰芳》有它的文献价值，无论对挪威人还是对中国人、中国戏曲学者，都能从字里行间的描述中，感受到九十年前梅兰芳演出的真实场景。
  • 摘要：众所周知,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问或者说综合性的学科集群.自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说为1899年)莫高窟第16窟的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被偶然打开以来的百余年间,围绕“敦煌遗书”所展开的各种学术研究,包括延展至莫高窟建筑及其壁画艺术等的种种研究,已使这个由考古学和文献学所支撑,并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学等相关内容而兴起的具有较强广泛性和交叉性的学科集群,成为—种长盛不衰的国际性“显学”.从而在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重镇敦煌赋予更为丰富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为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而又细密的持续探索空间.其间,曲艺研究或者说曲艺学及其在敦煌学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样值得特别予以关切和瞩目.
  • 摘要：“二佛并坐像”表“智慧”“实相”和“般若”，“双头佛像”表“慈悲”“利他”和“平等心”。所有相关“分身”的佛造像，皆可视为佛教神通观尤其“神足通”的图像表达，是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悲智双运”的表法符号，和佛教经典中的神通故事异曲同工。可以说，所有和分身神通有关的瑞像，都是“分身瑞像”，双头佛像只是分身神通的示现形式之一种，也是“分身瑞像”之一种。故对这种形制的佛像的命名，不必为古代文献的提法所囿，更不必盲从敦煌壁画的“榜题”。“分身瑞像”是个全称，对双头佛像的命名不宜占用全称而应有所限制。显然，“双头分身瑞像”这个命名，既关照了双头佛像的实际创作情形，又符合大乘佛教甚深义理，比“双头瑞像”“双身瑞像”和“分身瑞像”等数个曾经有过的命名都更为恰切妥当。
  • 摘要：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其在壁画上同样有不朽的表现,是弧线锻造及色彩表现最辉煌的时期.《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寺塔记》等书所载录的二百多名唐代画家中,就有过半人参与壁画创作活动,其中有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王维、韩斡等.如果说石窟壁画、寺观壁画,更多地受到佛教影响的话,那么墓室壁画则是本土文化基因式的延续.我们的论述就是从墓室壁画与石窟壁画、寺观壁画两方面进行.
  • 摘要：基督宗教在滇藏川黔四省区已有四百多年的传播历史,这片区域生活着几十个少数民族,有原始宗教、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多地仍是一百多年前“交通靠走、联系靠吼、取暖靠抖、安全靠狗”的生活状态.这里是西南丝绸之路也是茶马古道的属地,交界区域更是重合着藏彝走廊、大香格里拉以及康巴藏区等多生态人文的文化富矿.基督宗教在这片区域的本土化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常特殊和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从文本资料和艺术水准的角度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藏族的天主教音乐文化、傈僳族的基督教音乐文化和苗族(大花苗)的基督教音乐文化.
  • 摘要：以“仁”“礼”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经过历代补充和改造,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文化正统和思想基础,孔子(前551-前479)亦日益受到尊崇.与之相伴随,产生了大量以孔子形象和事迹为题材的孔子图像.孔子图像类型众多,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尤其集中在山东曲阜及周边地区.这些图像经由各种途径,传播至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地区.孔子图像传布之广,几与佛教造像相媲美.本文拟以汉晋时期成都周公礼殿之孔子像、明代张楷之《孔子圣迹图》、河南内乡文庙之明代《宣圣遗像》和台南文庙之清代《至圣先师像》等不同时期的孔像为例，探讨孔子图像的历时性、异地性传播方式。
  • 摘要：陶瓷生产和应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陶瓷的外销和以陶瓷为载体的艺术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样源远流长.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汉代时,中国古陶瓷已传人邻近国家,“但是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景德镇瓷器的对外贸易应始于宋代.宋朝政府为鼓励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图1).市舶司的设立,促进了包括景德镇青白瓷在内的全国各窑口陶瓷器的外销.在东亚的日本和北非的埃及都发现了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为元代及后来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奠定了基础.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异军突起,深受海外市场——尤其是西亚、东南亚和北非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宋代以来,景德镇各类瓷器的外销,初步拓展了海外市场,可视为明清景德镇大规模海外陶瓷贸易的先声.
  • 摘要：中央民族乐团推出的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无疑是整个民乐界,乃至京城文化界的大事件.该剧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总策划,驻团作曲家姜莹担任作曲、编剧和总导演,是2017年文化部立项的重点新创剧目.《玄奘西行》之所以产生如此轰动的效应,不仅是因为他们契合了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再现了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壮举”,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用民族器乐讲中国故事的艺术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用民族器乐的语言诠释了玄奘在取经之路上不忘初心、不畏艰险、执着进取的精神.这是一种全新的舞台艺术呈现形式,是在戏剧的叙事逻辑和架构中,充分挖掘和展现民族器乐叙事性、音乐性和表现性的艺术形式.笔者对剧目的整体艺术特色做了简要解析,在此求教于诸位方家.
  •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敦煌洞窟壁画进入现代中国画家视野,由此对现代绘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40年代到当下,运用不同材料媒介进行绘画创作的中国艺术家,纷纷在敦煌壁画临摹和研究基础上进行现代绘画语言的探索,他们的实践体现出富于时代感的阶段性特色,其具体路径经历了“别求新宗”思路的探索到“跨文化”意识的自觉.这一切,为“大中国画观”在当代的提出做出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其影响的深远,在当下已然可在东方“岩彩画”概念的提出和当代艺术的持续探索中窥见.下面结合一系列艺术家个案来展开梳理和讨论.
  • 摘要：“香”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常常被传统文化研究者所忽视,或主要从“香料”范畴看待之.比如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十章论述了16种香料,在第十一章论述了若干种香药.他从“舶来品”的视角将香料同其他运输物品并置,从物质文化管窥唐代中西交往.这种研究思路在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研究中比较盛行.从香文化专门研究的角度看,现有研究也大多是以“香料”为中心的,比如余振东、傅京亮、严小青、孙含鑫等的著述.当代“一带一路”倡议提倡文化共享、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而这正是古代丝绸之路香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逻辑中重新审视海陆丝绸之路香文化的交流，有助于突破以往以香料为主的研究范式，开拓更为全观的香文化研究。
  • 摘要：元曲作为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特殊文体,是继歌诗、歌词而兴起的一种“音乐文学”,可口头和乐歌唱.元曲是在北方流行歌曲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来源应该说也是多元的,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书考证,元曲除与宋词有着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外,还同唐宋大曲、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北胡俚曲、北民俗曲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渊源血亲联系.元曲同时受到大、小传统两种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滋养,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相较,似乎更具有生动性与丰富性,有着明显的雅俗共赏的历史性特征.如果说汉民族固有传统古曲对元曲曲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宋金以来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形式多样的北方蕃曲,也是构成元曲曲牌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为元曲音乐的又一重要来源.
  • 摘要：自古弦管(亦称“南音”“南管”)唱曲十分讲究顿挫,“顿挫”成了弦管人一种普遍的审美标准,它保留着弦管唱腔原始古朴的风格特点.遗憾的是,随着弦管老乐人的不断凋零,加之年轻一代对“顿挫”唱法的忽视,导致当下弦管唱曲的顿挫感大量消失.只有保持弦管传统的唱法,才能真正地保护弦管唱腔的音乐特点和底蕴内涵,让弦管更加保古存真得以传承.
  • 摘要：本文将南音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在特定文化生态系统下各因素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来探索南音在某些地方传播的原因，以及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古老的南音。
  • 摘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使命，从时代潮流、历史地理享赋、现实需求、沿线国家人心聚合等因素来看可谓恰逢其时、充满机遇”川。而新时代的文化“丝绸之路”，不但可以促进经济贸易的交流和发展，更能凸显文化的交流，从而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今天，在推动“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时，我们不仅要以史为鉴、继承传统，更要结合今天的时代特点，加大力度讲好中国故事，做好相关的研究，从而更好地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涵化外来文化，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发展、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
  • 摘要：乌中艺术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佛教文化从印度北部到中国的传播路线经过了现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吸收了当地佛教图像和音乐的部分特征.公元5世纪,乌兹别克古商人和朝圣者为东突厥带来了一种新宗教——摩尼教,该教以赞美诗和圣歌著称.受伊斯兰教传播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西部地区在共同艺术和音乐传统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文化圈.苏菲舞和动听音乐的结合,对本地歌曲和乐器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报告将重点讨论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文化联系。作者研究了多个世纪的历史资料，虽然不够详尽，但是试图在此基础上分析乌中两国音乐文化的平行发展经历，确定它们的异同点。
  • 摘要：中国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以其优雅、美丽、完备的形态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在音乐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在欧洲音乐中,对这种文化的痴迷最初体现在东方主义者超然的创作中.随着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增强,西方音乐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在古代,居于现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境内的人们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进行音乐创作的联系和交流.在此项研究中，笔者试图从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作曲家作品中所包含的中国音乐元素入手，一方面分析“东西方”问题，另一方面分析广义丝绸之路(the Great Silk Road )对跨文化联系和互动的促进作用。
  • 摘要：从汉代(公元前206-220)以来,敦煌始终是一座历史要塞,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贸易枢纽,宗教、文化和文明中心.从敦煌市不远处,有一段莫高断崖,上面共有492个洞穴,分别用作寺庙、表演场所,同时也是中国中世纪绘画和佛教经典的宝库.20世纪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藏经洞(Library Cave)发现敦煌手稿以来,便形成了敦煌学这个综合学科.敦煌手稿涵盖历史、数学、音乐、舞蹈等方面作品,敦煌莫高窟还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物质文化记录了佛教从印度通过中亚传播至中国的演变历史.因此,敦煌表现艺术中存在的视觉和音响元素,包括身体姿态、服装、色彩、乐器和曲调等元素,它们是源自多个文化来源的元素集合,是一个漫长的中国本地化和历史融合过程.本文介绍了我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敦煌表现艺术研究项目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重点分析了敦煌表现艺术中的表演方法的运用和“景观”概念的内涵,特别是“中国景观”概念的内涵.“中国景观”概念需要借助“意象”、概念性景观和“意境”才能充分理解.
  • 摘要：丝绸之路因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Richthofen,1833-1905)19世纪中叶得名,而实际其发展、形成的历史上下跨越两千多年,经历先秦、汉唐、宋元与明清四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得到陆上、海上多条线路的拓展,形成庞大而丰富的体系.两千多年来,这条古老的商道汇聚、融合与凝练的精神财富,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伦理道德、民风民俗的变化与和谐,推动了中国翻译学、哲学、教育、文学、农业、天文、医学的发展进步,丰富了中国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门类的表现内容.如今,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仅从历史的维度去不断地深化挖掘,更要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上注重以多种传播媒介为载体,对其进行立体的、多元化的表现,全方位地展现丝绸之路的古老文化与当代风采.
  • 摘要：目前被称以石窟者,其初始开凿的属性系礼佛的神圣殿堂,亦即今称以石窟或千佛洞的古迹,系中世纪的窟形佛寺:以泥塑雕琢的各式雕像为佛陀的诸多生相,供佛徒顶礼膜拜;两侧墙壁色彩华丽的壁画,或阐述佛教精义,或借以表达信士对佛的忱悃诚心.根据《敦煌学大辞典》,莫高窟于历史时期系称以寺,晋时称为仙岩寺,隋末唐初为崇教寺,元代称皇庆寺,清末称雷音寺.由于人类的进化以及技术的发展,作为生活空间的洞穴已由屋宇进化为摩天大楼;随着医学与养生技术的发展,以道教为主、开凿于深山的洞天,或被弃置,或成为观光胜地;至于中世纪普遍分布于西域至河西走廊等地的窟形寺院,由于宗教信仰的演变,部分已因功能消失而遭毁弃,如古高昌境内交河遗址的诸多佛窟.如同敦煌石窟，法国的圣母院仍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曾为天主教文化的核心，20世纪之后则成为艺术史与音乐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兼具若干的宗教功能。表面上观之，敦煌石窟已成为艺术殿堂或旅游胜地，仔细观察，在熙攘的游客中，仍有驻足顶礼膜拜者，甚至在佛陀盒前奉献以人民币的情形。
  • 摘要：《后汉书》说:“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当时西域都属塞种人.荀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说:“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这就是说塞种非西来民族，而是敦煌土著。当时认为属于戎之一支。汉文化由敦煌地区向西藏传播，佛经传译，由西入东，仰赖的是敦煌的汉文化环境。而敦煌文化地位之重要，还不止融摄西来文明和汉文化西传这方面。敦煌地区笃守汉代经学，传承发展不辍。在南北朝期间向东影响北魏、北齐、北周，以迄隋唐。入唐以后，虽受朝廷功令改学、吐番占领等因素之干扰，仍延续未断。中国很难再找到另一个这样的地区了。
  • 摘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并不存在.丝绸之路“非路”，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关于丝绸之路研究和传播首先要解决正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跨时空、跨学科的第一步是陈言务去，是从固化的考古只求实证的唯科学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研究新思路，不妨按照中国人中医之“外病内治”的思路入手来重新认识:丝绸之路是一条交通路网，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条中国和世界文明双向行走之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什么是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丝绸之路又是怎样一条穿越时空和地域的线索，同时也是一束穿越愚昧和偏见，探索中华文明发现的智慧之光?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双向行走的漫漫长路，是探索中华文明渊数的纵深之路，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启迪之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敦煌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 摘要：而要真正意义上认识敦煌的价值，不仅仅是读懂敦煌的历史，认识敦煌的绘画，更重要的是要从丝路文明史长河中寻找敦煌的定位，要把敦煌放在特有的文化地缘关系中提炼敦煌的历史责任，然后再把敦煌现有的文化遗产还原到各自历史的场景中，相信以这样的视角所看到的敦煌的任何作品，都是历史鲜活的画面，都是最为珍贵的历史注解。
  •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首倡、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已经得到国际社会一定认同的一种治理理念,一个人类共同梦想和一项造福人类的超大规模系统工程.美国知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共十九大不仅释放出未来中国发展的信号,而且预示了世界未来走向.这个“走向”就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体现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愿景使得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中国站在了人类发展道义的制高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广泛凝聚文化共识,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识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前提,而人类命运共识体的构建需要全面认识、客观推介、切实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种人类文明资源的共同滋养.其中,作为“和而不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另一种表达的“通而不统”的敦煌精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
  • 摘要：敦煌乐舞文化无疑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敦煌舞蹈艺术正是以她特有的风格韵律，极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敦煌乐舞在敦煌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长期被世界许多领域所关注和研究。莫高窟历经1600余年，各个时代的壁画中，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宝贵资料，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 摘要：敦煌艺术不仅是地域性文化，而且是具有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亚及欧亚文化交流的两大意义，又是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设的大问题。而且，敦煌文化遗存的数量巨大，唯有从国家层面的尽快重视，才能促进敦煌及甘肃地区性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建议中国文研院能按照“丝绸之路”的文化倡议对敦煌和“敦煌艺术”尽快进行整体的研究规划，建设新的机构，采用新的方法，以项目推进，取得经验，然后将“丝绸之路”的文化倡议落实成文化建设。项目的制定和构成应该是研究工作与当地资源保护推广相联系，并结合对年轻研究人员的教学培养，即以研究问题为主体，以联系实际为扩散，以教学培养为延续，三位一体，成为一种具体的、可行的、持续发展的工作。
  • 摘要：“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新的全球化倡议,其背后有一个古丝绸之路的文化逻辑和脉络.现在学术界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以丝绸之路考古、文献和敦煌学为主的学术体系;另一个是“一带一路”政经学术体系,从地缘政治和经贸角度思考的维度.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勾连以及背后的逻辑是需要去构建和思考的,否则它们之间会有一段很深的鸿沟,互相的关联性还不够.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战略研究，跟传统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不太一样，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很多领域交织和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使得传统文化研究，如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传统学科无法承担战略研究的重任，我认为应该探索一种丝绸之路的跨文化研究路径，从文明史、文化交流史、地缘政治、区域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视角对丝绸之路展开研究，企图寻找丝绸之路背后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逻辑，梳理丝绸之路留下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行文化学意义的理论和价值铺垫。
  • 摘要：我国东晋中叶以后,曾出现佛学与玄学思想的进一步融合,也相继带来了艺术观念的转向.此时,“六家七宗”等般若学思想派别在经过相互的论争与整合以后,渐趋式微.在南方,以释道安弟子释慧远为代表的庐山教团,既注重调和佛教与儒家、玄学的思想内容,又兼容并包佛教般若学、毗昙学、弥陀净土信仰以及禅法等学说,逐渐成了其时的佛教中心.在北方,以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大乘空宗中观学说亦开始建立,为佛学以及佛学与玄学的进一步融汇,注入了新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佛玄合流的思想进程发展到这一时期,无论是庐山的释慧远,还是长安的鸠摩罗什,都更加清晰了佛学与玄学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共识,也因此能够更加有机地将二者结合,下面笔者将首先对南北两地的佛玄学说做出简要的梳理.
  • 摘要：2017年10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敦煌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敦煌文化学会承办的“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敦煌市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旨在整合沿线各国文化艺术研究力量,搭建高规格、高水平的“丝路”学术平台,通过交流与对话,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深层次的文化艺术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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