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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上海论坛

2013上海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3-05-24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

会议文集:2013上海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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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资本流动、国际投资头寸和人民币汇率可能产生的影响。假设中国到2020年将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基于先进和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所得出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rn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大幅增长,部分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化,有助于国内企业从事国际并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继续增长,但由于来华直接投资初始存量大,中国净直接投资仍将处于负债状态。rn 对外证券投资将高速增长,部分反映了国内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愿望。来华证券投资增长的步伐则相对较慢,因为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国内和全球的投资回报将进一步拉近,国内资产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将可能减弱,从而压制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将继续上升至2020年超过6万3千亿美元,但相对于GDP百分比将下降。rn 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基本平衡的资产状态,而公共部门的净资产相对于GDP而言将大幅下降。由于私人部门的国外债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减少,中国将能够从国外赚取更高的净投资收入。总体而言,中国将继续维持其净债权国地位,而净国外资产头寸相对于GDP百分比到2020年将大致平稳。rn 研究进一步显示,因为资本流动将双向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不会对资本账户开放十分敏感。撇开其他因素,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对人民币的均衡实际汇率产生轻微的下行压力,但中国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增长差距将继续支持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到2020年将实际升值9.2%左右。假如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中国将积累更多的来华证券投资。这可能会导致净国际证券投资的头寸减少,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仍然由于较明朗的经济前景而继续温和升值。rn 本文分析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首先,国际投资头寸和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平均经验。因各经济体有自身的特色,单个经济体的情况相对于平均经验的偏离可能显著。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结果应看作是基于相关知识而做的推测,而不应理解为对中国国际投资头寸未来走势的预测。其次,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讨论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而不应被诠释为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名义汇率短期走势的预测。
  • 摘要:本文关注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相影响,如何型塑出前述的台湾地区经验。排除政治因素,纯粹讨论经济发展,无异于把经济发展视为可在真空、无菌环境下的实验。台湾地区战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先后遭受国际政治与岛内政治之影响,近年来更与两岸政治关系紧密互动。政治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固属理所当然,经济发展回头影响政治亦属自然。rn 20世纪50至60年代,台湾地区民间企业尚未茁壮,研发、经营人才极度缺乏。经济发展的方向,仅靠政府引导。此时民智未开,并以求温饱为首务,对于政治参与兴趣不高。当然亦由于白色恐怖殷鉴未远,有识者惮于参政、问政,经济建设遂成为全民全力以赴的关注焦点。当时并无认同问题,也没有政党恶斗,财经政策遂能以专业为依归,少有政治考虑。rn 此时的经济政策以发展劳力密集产业为主轴,此政策一则可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再则有助提升低层民众所得。若再加上1949年至1952年所实施的土地改革,恰好是促进均富的两大政策支柱。在教育普及以及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两项有利条件之下,蒋经国晚年开始被动推动所谓“民主化”,让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机能的经济“自由化”也同步进行。“自由化”把台湾地区经济结构转往更有效率的方向,但是更有效、更开放的经济结构,并不能保证经济成长的果实必能嘉惠普罗大众。另一方面,本地财团历经20世纪印至7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之后,羽翼已丰,自然产生影响政府政策的意愿与能力。尤以“民主化”与“自由化”的结合,意味着财团左右政府政策的能力越来越强。反观国民党内部,原本由蒋经国主导的社会主义理想,逐渐流失。蒋晚年虽然增添与商界见面的频率,“用商人(建设台湾地区),但不为商人所用”仍是他的中心理念。蒋后的政治人物不再与商人保持距离,财团的意见遂成为民意之重点。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此政商结构之下乃属必然。,尤有甚者,李、陈执政以来,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其实掺有“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成分,“民主”舞台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解决经济议题,而是上演统独对峙及其衍生的内耗与空转。政治凌驾经济这种早年罕见的现象,如今已成常态。对比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民不问政治只拼经济的情景,显然大异其趣。
  • 摘要:细颗粒物引起的严重灰霾覆盖了我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成为我国大气环境面临的严重问题。深入论证我国城市群因细颗粒物产生的严重灰霾和雾霾的形成机制,揭示沙尘和生物质燃烧所产生的气溶胶与人为气溶胶的混合和相互作用及其长途传输对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同时也揭示在全球气候变化下中国的空气质量变化,为防治细颗粒物严重超标及其产生的严重灰霾和雾霾问题提供对策,是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当务之急。提出,目前,国内外对霾污染及其控制对策的研究重点在于霾污染形成机制及其时空分布特征、细颗粒源谱分析及来源解析、霾污染预警及控制对策等方面。
  •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实力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关于中国崛起的声音逐渐出现.在新世纪以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冲击等问题,在学界与政策界的讨论变得更加热烈.rn 从总体上说,东亚二元格局决定了东亚合作在可见的未来还无法用一个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相互促进,协同向前演化的效果。如果中美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愿意从总体上接受地区二元格局,把它作为一种正常的格局来看待,并以此为前提探索地区合作的空间,那么情况还不是十分糟糕。但对于东亚二元格局,美国总体上并不乐意接受,这给本不十分稳定的地区格局带来更大的内部不稳定性,也使东亚地区未来在经济、安全两个中心之间形成一种大体相安无事的局面并不十分容易。这将导致东亚合作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路径不会十分顺利。rn 东亚秩序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它同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国家的长远利益产生深刻影响。从长期看,经济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甚至相互拆台的东亚格局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特别是,由此造成的中国与一部分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不信任,加大了相关国家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实现和解的难度③,从而不利于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使很多潜在的经济合作机会和经济利益难以实现,这是一种并不符合本地区国家普遍利益的现象。如果东亚国家的总体思路不发生改变,东亚地区未来一个时期的前景可能是形成一种基础颇不稳固的僵局。rn 大国在国际秩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国总是面临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其在秩序中发挥的特殊作用的问题。为此,大国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视野更为平衡地看待如何实现其利益的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战略性约束与自制,这一点不仅对中国成立,对美国也成立。东亚秩序的稳定性,除了依赖于力量格局的稳定性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秩序下的利益关系对本地区国家的可接受性,有赖于在这一秩序下形成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并能持续地给本地区国家带来安全与经济方面的收益,从而使地区秩序具有自我维持的性质。rn 大国维护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另一途径,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经济崛起与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如何以可持续、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需要努力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寻找出长期可持续的、对双方利益以及本地区利益不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共处之道。如果中美能做到这一点,则东亚地区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 摘要:敏锐把握机遇,勇敢迎接挑战,积极寻找有效对策,联合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自觉走生态文明之路,是中国坚决实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选择。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新观念,以期改变生产、服务与消费模式。重建以保全生态和地球中心寿基础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系统,以期保育好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这个小小行星。减少生态足迹,关键在于办民积极行动、社会联合行动、国家强制行动、全球共同行动。
  • 摘要: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在科技上大胆借鉴、模仿创新;在经济制度上虚心学习,初步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是经济发展中“追赶模式(catch-up)”成功的典范。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制度初步完善,继续靠模仿国外技术和发展传统加工产业已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开始改变对“追赶模式”的依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rn 但光伏产业的发展道路,与当年日本的崛起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企业缺乏在产品领域的重大创新,但在工艺、流程、供应链和设计领域,有着许多的创新,这些创新使中国成为技术的快速追赶者。但日本在开拓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时,累累挫败。这导致日本的近10年经济发展处在停滞之中。因此,中国能否在战略新兴产业成功,决定了亚洲发展的新模式能否成功。rn 与传统行业相比,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前沿性、模糊性,这些都决定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没有既定的路线可循。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轨迹,是中国不断探寻适合本国新兴产业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模式,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在中国发展其他的新兴产业。在此遇到的环境问题、效率问题、技术能力问题等都是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企业探寻的脚步仍在继续。这一产业的再发展,会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rn 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深度的全球化视野,需要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与主动性,需要发挥企业家的表率作用,高度重视产业链的形成作用,重视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技术的突破。这一轮的产业优势,来自中国制造的优势。这一优势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会很快在新的一轮竞争中丧失。这样的先例中国有很多。rn 在未来,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品牌的竞争,商业模式的竞争,新的产业业态的形成,产业新技术轨道的出现,会决定产业的未来。中国抓住了第一轮机会,不等于会抓住下一轮的产业发展机会。需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 摘要:本文的研究表明,财政社会学关于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实现好的治理这一假设是成立的。至少,基于非洲国家数据的假设检验支持这一理论假设。恰如莫雷教授指出的,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通过改革财政收入体系,治理质量很差或者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国家可以实现好的治理。为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质量,应该鼓励这些国家主要依靠税收来汲取财政收入,走向真正的税收国家,而不是主要依靠那些容易获得或者不需要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付出太大努力就能获得的财政收入,例如租金收入。在税收国家,国家主要通过向私人部门(私人企业和家庭)征税来汲取财政收入。尽管这会增大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但它在建构国家的同时也能够塑造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意识。实际上,正是在围绕着征税而展开的国家与社会的密集而且动态的互动中,公民身份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指出的,征税提供了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人民形成“一种被包括进一个共同的公民身份的情感”。同样地,尽管这样会降低国家的自主性,但是,选择这样的国家建设道路也会使得国家更加对社会负责,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正当性。最后,尽管这样汲取财政收入需要支付较高的行政成本,但是,这也会相应地增加国家能力的强度。正如福山指出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国家能力的强度比国家职能的范围更重要。而国家从社会中汲取税收的能力比通过出售资源或者通过垄断来获得财政收入更能说明国家能力的强度。rn 对于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来说,这一研究发现有着重要的启示。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主要以国有企业为核心来汲取财政收入——向税收国家转型。然而,即使只考虑预算内税收收入,中国仍只是一个“半税收国家”。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同时,中国还保留了自产国家的遗产,同时兼具一定的租金国家特征。在未来,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土地出让金这种租金收入逐步淡出,中国将不再具有租金国家的特征,中国将进一步向税收国家转型。不过,由于历史惯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有企业将继续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仍将是一个混合型财政国家,即税收国家和自产国家的混合。最近,不仅中央国企的利润继续上升,而且不少地方都在推行“做大做强”国企的战略。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分化的社会,国家应该掌握一部分对社会依赖程度较小的资源,以确保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因此,那种主张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然而,目前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进一步“做大做强”国企。暂不讨论这样做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例如是否会使得经济改革出现倒退。本文想表达的是,这样做将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以及治理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如财政社会学告诉人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国企利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建设的影响,与租金收入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它们都会过度增加国家的自主性,减少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从而降低国家对社会诉求的回应性。而且,正如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此之前的自产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的,如果国企的面铺得过宽过大,国企利润就不可能对国家财政做出正的贡献。总之以为,国家可以也应该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掌握国有企业,但不应过度地做大国企。同样地,像土地出让金这样的租金收入如果规模过大也会对国家建设和治理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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