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

摘要： 《宋书·颜延之传》载颜延之三十岁时尚未出仕,其起家官为后将军行参军,府主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然而由《宋书·谢瞻传》等可以推知,刘柳任吴国内史时,颜延之约二十岁。为避免时间冲突,有研究者认为《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刘柳任吴国内史时间有误,进而将颜延之的起家时间提前十年左右。这种解释与现有史料存在三处明显矛盾,难以成立。由刘柳仕履来看,刘柳曾两次任吴国内史,第一次在元兴二年(403)至义熙元年(405),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第二次在义熙十年(414)至十一年(415),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如此则史籍所载颜延之起家年龄及刘柳官职等均无误,可与相关文献材料自洽兼容,而不必臆改原始文本。

摘要： 在高校历史教学中发现《魏书》中的“王悦”与“国宝同产弟”的身份不符,王国宝只有一个弟弟名为“王忱”。经过查阅史料进行考证,发现与“王悦”相关的人名讹误有六处,存在于三部史书之中,即《魏书》卷96《司马睿传》中的一处;《晋书》卷93《王蕴传》中的两处“王悦”应为“王忱”;《宋书》卷92《江秉之传附王悦传》之三处“王悦”应为“王悦之”。这无疑会影响学界对东晋人物及历史的正确理解,将相关讹误指出并予以修正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 刘宋、萧齐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不那么有名的短命王朝。这两个政权统治中国南方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不过短短八十余年,它们的影响力往前不及两汉、三国,向后更不如隋唐,甚至向北还不比北魏。宋齐两朝,逐渐被人们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宋书》《南齐书》也连着那两个被人们遗忘的短命政权,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

摘要： 因为成书时代的原因,《宋书》与《南史》记载了很多相同的历史史实,但作者也并非完全是在照抄照搬,它们在文字、词汇、语法方面存在众多差异.文章通过分析《宋书》与《南史》异文中的语法差异,证实《南史》并不是在简单删削与增补《宋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之间的语言也在发生变化.至于它们的形成原因,或由于叙事角度不同,或由于改编时有意增删,或由于意义更加明显,或由于音节更加和谐,或由于作者个人用语习惯等等.

摘要： 宋、齐、梁、陈"南朝四史"的类传,藏着个颇有趣但又不引人注意的细节:可能由《宋书》创立而由《南齐书》继承的《孝义传》,到了《梁书》《陈书》里,却变成了《孝行传》。这并不单纯是由于后两者成书于初唐。与它们成书年代接近的《南史》,由于兼抄四者,仍作《孝义传》。可以猜想,李延寿应该也注意到了"义"在这些传记中的逐渐脱落。

摘要： 因为成书时代的原因,《宋书》与《南史》记载了很多相同的史实,但它们在文字、词汇、语法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因此《南史》并不是在对《宋书》进行简单删削与增补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分析《宋书》与《南史》异文中的同素异序双音词,发现其大多词性一致且意义相同,字序变换前后以联合式为主,少部分词形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下来且意义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联合式也遵循了古代汉语声调的排列顺序.其形成原因,主要是汉语词序的灵活性和语素结合初期的随意性及不稳定性.

摘要： 《宋书·范晔传》是不同史家在不同时代所撰,并未统一称谓,其文本中称呼宋文帝为"上"者产生于宋文帝时期,称呼宋文帝为"太祖"者产生于宋孝武帝之后.《范晔传》编撰者有意将刘湛与范晔合传,放在《刘义康传》之后,表明他们认可刘湛和范晔均属刘义康集团.《范晔传》主要记载"范晔生平事迹"和"范晔谋反事迹始末"两个大事件.通过文本梳理可知,范晔确实参与了谋反事件,但其并不是主谋.

摘要： 唐修《晋书》采录《搜神记》一说始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后人信之不疑.《搜神记》故事,东晋至初唐史籍多有采录.就数量而言,以《宋书》为最;就纪传之文而论,《三国志》裴松之注为榜首,范晔《后汉书》次之.《搜神记》与唐修《晋书》重见故事计三十八则,见于《晋书·五行志》者占绝对主体,多达三十四则,但无一例外皆同见于沈约《宋书·五行志》;见于唐修《晋书》传纪者仅四则,且均重见于先唐"十八家《晋书》"佚文.就此而论,东晋南朝正史《五行志》采录《搜神记》是一贯传统,向上追溯,《汉书·五行志》则为这一现象的缔造者.由此观之,采录鬼神怪异入史者乃历代正史之《五行志》,唐修《晋书·五行志》未能免俗而已,以此苛责《晋书》,显然有失偏颇.

摘要： 唐修《晋书》采录《搜神记》一说始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后人信之不疑。《搜神记》故事,东晋至初唐史籍多有采录。就数量而言,以《宋书》为最;就纪传之文而论,《三国志》裴松之注为榜首,范晔《后汉书》次之。《搜神记》与唐修《晋书》重见故事计三十八则,见于《晋书·五行志》者占绝对主体,多达三十四则,但无一例外皆同见于沈约《宋书·五行志》;见于唐修《晋书》传纪者仅四则,且均重见于先唐“十八家《晋书》”佚文。就此而论,东晋南朝正史《五行志》采录《搜神记》是一贯传统,向上追溯,《汉书·五行志》则为这一现象的缔造者。由此观之,采录鬼神怪异入史者乃历代正史之《五行志》,唐修《晋书·五行志》未能免俗而已,以此苛责《晋书》,显然有失偏颇。

摘要： 《宋书》民族传叙事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基于时代背景之下的特殊史学叙事方式。沈约在《宋书》民族传的标目、内容、史论等方面都采取了特殊的叙事方式,其目的是为刘宋“争正统”。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贬低北朝,突出刘宋的正统形象;二是借其他民族政权之口夸赞刘宋,以说明刘宋“承天命”、有德行。这种特殊叙事表面充满敌视贬低其他民族政权的意味,实际上它未曾将任何一个民族政权排除在大一统的范围之外,而是希望通过“德化”完成真正的一统。这种思想促进了民族融合,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摘要： 《宋书》诞生于语言发展变化较为显著的中古时期,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文章以《宋书》中的成语为研究对象,从定型方法、结构形式、句法功能、感情色彩、修辞手法等方面探讨了它们的特点.宋书前后80多万字，其中出现成语的数量必定不在少数，本文研究时，仅考虑出自《宋书》的成语。据此，笔者先在收录成语51288条的汉语大词典中共检索出出自《宋书》的成语222条，后经逐条分析甄别，剔除多余，补足缺漏，最终确定出自《宋书》的成语198条。《宋书》是一部史书，书中自然少不了对历史事实和人物语言的记录，书中的成语也多见于这些记录中，多种语言环境中的成语也必然具备多样的结构特征和感情色彩等特点。

摘要： 汉语词汇发展是由一个以单音词为主的系统逐渐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的系统，故近年来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方兴未艾：董秀芳(2002)研究词组词汇化历程，丁喜霞(2005)研究并列式双音词为其中佼佼者，相关研究更呈多元面貌：双音化的动因、发展、双音词和词组的区别特徵、双音词量变的阶段已经成为汉语史上重要课题。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历程中，南北朝为一重要时期，刘承慧(2003)指出中古晚期的南北朝，双音词比例显着提高。魏培泉(2003)亦指出中古汉语(东汉魏晋南北朝)双音节复合词大量增加，可见东汉六朝时期是双音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研究中古词汇学者多有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