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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会计与财务国际论坛

第二届中国会计与财务国际论坛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南京
  • 出版时间: 2009-11-13

主办单位:;中国会计学会;;

会议文集:第二届中国会计与财务国际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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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审计期望差距源于审计师和社会公众对审计的认知差异。本文通过对自我关注、自我服务偏见、社会比较、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归因错误、先入为主、从众行为等因素的探讨,发现审计师和社会公众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改进认知方式,并针对二者的认知心理特点,提出通过普及心理学知识、角色扮演、换位思考,以及借助媒体引导认知等途经,缩小审计期望差距。
  • 摘要:审计行为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以及不可观测性,从而政府有必要对审计市场进行管制以促进审计市场的有效运行。在政府通过制定审计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标准来约束审计师行为的情况下,审计师将会考虑审计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标准对其审计责任认定的影响,从而选择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审计质量水平。本文在剖析了审计管制的依据与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审计管制下的审计责任认定,进而构建了不确定性法律标准下的审计师行为决策模型。研究结论表明:法律标准不确定性增大将会促使审计师选择提供低水平的审计质量;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质量水平越接近法律标准,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水平将会越高。
  • 摘要:科学发展观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然而,中国企业目前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还很不理想。一个促进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方法是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报告与披露,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透明度。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广泛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框架应该是GRI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指南。该指南基于TBL思想之上,将企业主要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分为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方面进行报告与披露。企业可以自愿参照该指南编报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该指南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应用日益广泛。 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编制要求对传统财务会计及其鉴证范式进行创新。
  • 摘要:本文以2007至2008年我国境内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剔除审计定价的显著影响因素后,在国内首次检验了非预期审计费用与内部审计特征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是能够影响审计定价的。内部审计质量与非预期审计费用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内部审计质量的合成指标内部审计人数与非预期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内部审计管理模式与非预期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与非预期审计费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方法和借鉴,为上市公司加强内部审计职能,缩减成本提供新的证据,也为未来公司治理的改革提供一定的思路。
  • 摘要:本文选取沪深股市上市公司1432家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数据作为样本,建立模型研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占款是否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实证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占款与CPA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性,说明注册会计师对大股东占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的治理机制和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监督机制,以提高外部审计对企业大股东占款的监督作用。
  • 摘要:Scholes和Wolfson(1992)构建了现代税收筹划理论框架,认为有效纳税筹划是节税收益与相应节税成本权衡的产物,而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节税收益及其节税成本,最终影响企业纳税筹划决策。本文基于上述理论,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竞争、所有制与企业纳税筹划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方面市场竞争存在信息效应和约束效应,增强了股东对经理层的监督,使其更致力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抑制了企业通过操纵价格提升绩效的能力。上述两方面因素都导致企业纳税筹划动机增强,纳税筹划行为更激进,实际税率更低。且由于所有制不同产生的激励差异,国有企业纳税筹划行为对市场竞争环境变化更敏感。本文为进一步研究公司税收领域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税务监管等工作提供了间接参考。
  • 摘要:随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扩大和分所的不断增加,分所的执业行为值得关注。我们采用2005—2008年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数据,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在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上的差异,以及分所规模大小对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的影响。结论总体上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更低,并且,规模越小的分所,其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越低。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样本是否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分所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更低主要体现在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上。
  • 摘要:本文对上市公司为什么选择股票期权激励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方案有其特有的制度背景和公司动机。与国外相类似,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严重的代理问题也会使公司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但是,这类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是出于福利的目的。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公司越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本文的贡献在于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对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研究,并发现了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内在动机。
  • 摘要:本文选取深沪两地140家国有集团附属上市公司与109家非集团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文章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显示:1)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上的主导代理关系为管理层代理关系,而非控股股东代理关系,即影响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代理问题为管理层代理问题,国有控股股东由于“缺位”并没有将内部资本市场异化为其进行利益侵占的隐蔽渠道;2)从集团总部层面来讲,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金,但从成员公司的层面来讲,总部与成员公司经理的代理问题使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受损。
  • 摘要:法律的完善和严格执行有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本文认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法律基础薄弱,执法质量也不高,选择性执法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以中国为例,政府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虽然也建立了严密的证券监管体系,但证券监管部门对违规公司处罚的威慑力却差强人意。证监会在处理违规上市公司时,重点关注了违规公司是否具有国有背景以及国有背景级别的高低,在同等违规下国有企业所受处罚更轻,且国企级别越高,所受处罚越轻,且国有企业违规后可以逃逸更长时间。证监会也关注了违规公司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损失愈大所受的处罚愈重。本文同时发现,在申请再融资配额时,证监会的选择性执法可能促使违规公司形成某种理性的预期:违规严重公司预期其再融资需求可能不易得到满足,故违规较轻者倾向进行再融资申请。上述理论分析,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分析的证监会执法权威受民营企业挑战及证监会在调查国有企业涉嫌违规两个案例表明,证监会的执法权威虽不容质疑,但其在调查涉嫌违规的国有企业时缺乏及时和公开,这可能会影响到证监会调查和处罚违规公司的威慑力。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国家的法律执行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通过选择性信息披露影响股价的问题。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定向增发事件的样本,我们发现公司的定向增发类型影响了其在定价基准日前后的信息披露类型和披露策略。向大股东及关联方增发的公司,更倾向存定价基准日前披露坏消息、或者延迟披露好消息;向其他投资者增发的公司,更倾向在定价基准日前披露好消息、或者延迟披露坏消息。我们还发现公司的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达到了影响股价的目的。结论表明大股东利在定向增发的定价基准日附近,利用选择性信息披露提高自身利益。
  • 摘要: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后,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股价将会产生更为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其买卖行为也很可能导致股价被操纵。加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行为监管逐渐成为市场和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文章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研究了其不同于一般操纵主体的股价操纵特征,用过往的实际控制人操纵股价样本实证探讨了其信息操纵和维持较高股价估值的动机和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在统计上是显著区别于其他操纵主体的,运用这些特征建立相应的预测判别模型,将为资本市场相关行为的监管和研判提供更好的支持。
  • 摘要:股权分置改革及之后的大股东减持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在大股东追求财富最大化下的股权结构动态均衡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杖通过建模在理论上分析了大股东减持股份的动机,并得到经验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发现了大股东减持的四大动机:高价位变现、降低掏空成本、提高投资回报和规避风险。但公司的业绩和风险都受到大股东掏空的重大影响,因此,除了股价虚高导致大股东减持外,大股东掏空是大非减持的主要动因。研究结果说明了健全法律法规禁止大股东掏空是建立稳定和谐资本市场的基本前提。
  • 摘要:文以中国上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02—2008年年报披露中的非预期盈余为观察对象,实证研究了拥有利好消息的公司为何要延迟披露信息。研究结论发现,上述公司延迟披露信息,不能被会计稳健性理论所解释,实证结果亦与信息不对称的相关理论背离。本文结论表明,拥有利好消息的公司延迟披露信息,虽然会造成公司价值的毁损,但在其股票交易的窗口期内,获得了较高的股价波动幅度,同时其交易量比早披露利好消息的公司相比显著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在窗口期前后发生了先增后减的显著变化。这表明,利好消息公司延迟披露信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得了股票交易的时间窗口,从而在股票交易市场中获利,以补偿延迟披露带来的损失。本文预期对理解新兴市场的金融、会计行为,丰富完善信息披露文献,以及为强化监管提供经验证据支持有重要作用。
  • 摘要: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以及民营控股股东政治关系对制衡效果的影响。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
  • 摘要:本文对Daniel et a1(2001)所给出的基于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定价模型,进行了修进。在市场均衡条件下,不对投资组合进行再次市场调整,而是调整期望回报中的风险补偿。风险补偿的调整使得资产的市场定价可表示为,理性风险补偿和因投资过度自信而引起的错误定价两部分;而错误定价又包括,对信号期望收益的高估所导致回报的降低和因风险低估所要求风险补偿的减少。修进后的资产定价模型,不仅与原论文其它研究结论更相一致;而且还意味对于等量的正、负信号,资产定价中前者所引起的增量大于后者所导致的减量。该非对称反应特征恰能有效地解释,“牛市”中的异常现象——利好被高估、利空却被轻视。
  • 摘要:股票定价的基础是对公司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投资者在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进行预期时,会考虑宏观经济对企业微观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因此,定价模型中不仅应包括企业层面的微观变量,亦应考虑影响微观变量的宏观经济变量。本文将经典定价模型在宏观纬度上进行了扩展。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价格有显著的增量解释能力。由于亏损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加“脆弱”,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更为敏感,扩展定价模型对亏损公司的增量解释能力显著高于盈利公司。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变量之所以对定价有显著的增量信息,是由于它们可以帮助投资者提高预期的准确程度,本文对亏损面预测和对扭亏预测的实证检验都支持了这一假说。
  • 摘要: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6年间的3618个公司年度为样本,借鉴了Bal 1 and Shivakumar(2005)、Khan and Watts(2007)和Gassen et al(2006)的研究成果对财务报告稳健性进行了实证度量,研究了不同特征的最终控股股东的行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显著降低了财务报告稳健性,控股股东的扶持行为也降低了财务报告稳健性,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相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国家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不稳健;财务报告稳健性与最终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比例呈负向变化,与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呈同向变化。本文首次验证了控股股东行为对财务报告稳健性的影响。
  • 摘要:本文通过五粮液被证监会调查的案例,分析了上市公司发生丑闻时对同行竞争者产生的溢出效应。总体来说,五粮液被调查给白酒行业带来了“传染效应”,白酒同行的股票价格下降。五粮液被调查源于其较弱的公司治理引起的对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通过考察白酒行业的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我们发现白酒行业的公司治理普遍较弱,与实际发生的“传染效应”一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其中部分同行公司的股票下降,而另一部分竞争者的股票价格则上升,显示出了“竞争效应”。我们通过考察关联方资金占用与股利发放来比较同行间公司治理质量的差异,发现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受到负面的“传染效应”影响,而公司治理较好的公司受到正面的“竞争效应”的影响。
  • 摘要:现实经济活动发生了诸如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法兴银行、巴林银行等众多的案件,究竟是没有内部控制制度约束还是执行制度的人出了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难题。尽管COSO报告和相应的内部控制规范都极其重视人力资源的政策与建设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企业制度建设的应有关注。因此,本文首先认为内部控制是一种组织信息分工和授权治理模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嵌入内部控制治理框架的调节变量自然影响着它们的输出结果,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强调了内部控制是为了正确计量所有要素投入主体的收益而产生,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模式必须同时考虑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要素投入主体的不同特性等本质问题,基于“人”是内部控制执行主体的理论与实践要义,文章最后根据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特殊性,具体给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四种不同的授权治理模式,为较好地解决内部控制的人力资源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摘要:本文从企业内部报告的内涵与地位出发,首先明确了企业内部报告与外部报告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报告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企业内部报告与管理会计创新,企业内部报告与财务报告变革,企业内部报告与内部控制实施,企业内部报告与财务分析发展,企业内部报告与公司理财完善五个方面,论述了企业内部报告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随着企业内部报告体系的建立,管理会计将从基于会计的管理转向基于管理的会计;财务报告的变革将以内部报告创新为基础;内部控制实施的信息将更加系统;财务分析将从基于投资者的财务分析发展到基于管理者经营的财务分析;公司理财将更加注重资本经营、资产经营、商品经营和产品经营的协调整统一。
  • 摘要: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是企业主体对内部控制进行的评价,其是相对于注册会计师等企业外部主体所进行的内控评价而言的。法律法规等要求企业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并对外披露评价报告实际是要将监督要素中的单独评估制度化和常规化,其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企业内部持续性监督和评价制度的常规化、标准化和文档化。为避免内控评价结论二分法的不足,并有助于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信息含量的内控报告,本文认为内控评价至少应建立在系统的评价指标和量化评分标准基础上,内控评价外部报告应具有专门内容和格式并在年报中留有专门位置披露。
  • 摘要:本文试图使用文献式的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近十年来中国出现重大问题的代表性企业案例样本的归纳与分析,借鉴国外研究的理论框架,总结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所在及其领域,对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要点及方法提出了务实性建议,并指出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对企业内部控制有关信息实行强制性披露为前提。
  • 摘要:如何控制企业风险,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危机预警两大风险控制系统能否统一于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之中,对此,本文基于契约理论对企业部控制与财务危机预警两大系统的本质属性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风险的各个主要因素及其控制策略,最终构建了两者耦合的分析框架体系。
  • 摘要:西方实证研究表明,代理成本越高,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动力就越大,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也就越强。本文以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代理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扩大了终极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分离程度越高的公司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可能性越小,购买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基于西方资本市场背景的关于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关系的研究结论在我国缺乏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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