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政策形成与实施是政府基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策略性产物.政策制定者在根据现存的正式制度、社会心理、文化习惯等社会资源应对新生挑战的同时,也在试图改变或再生产社会结构.就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而言,其演变历程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紧密相联,其演变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社会变迁脉络以及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为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地位,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台湾地方政府通过凸显“文化产业”的“地方性”来作为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切入点.基于此,根据现实需要,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变迁呈现出三个重要转向:第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地方“自治化”;第二,从“各自为政”转向建立行政配合机制;第三,从硬件设施建设转向软性的全民社会动员.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切入研究会发现,文化产业可以看作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社会运作,也可以看作是葛兰西现代国家理论中“文化领导权”的社会实践.这种分析既是考察服膺于政治经济总体框架下的文化政策的方法论,同时也是阐释宏大社会政策渗入具体社会操作的理论范式.从文化政治学角度解析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变迁不仅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在特定语境中所扮演的文化、经济与政治角色,同时也可以为推动大陆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