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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与荷马史诗中的诅咒间性问题

         

摘要

诅咒既是一种人文现象,又是一种艺术手法。诅咒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和反制利器在印度两大史诗和荷马史诗中具有很强的主体间性,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学术关联性。就其互文性或家族相似性而言,其主旨在于充分伸张社会正义和审美正义;就其互异性或差异性而言,荷马史诗中的诅咒是一种显性进程,印度两大史诗中的诅咒则是一种隐性进程。诅咒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印度两大史诗和荷马史诗中也具有很强的主体间性,或学术关联性。就其互文性或家族相似性而言,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意味;就其互异性或差异性而言,荷马史诗中的诅咒手法侧重于谋篇布局,印度两大史诗中的诅咒手法侧重于推动情节发展、增强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诅咒主要是一种巫术残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巫术的一种质的升华,是一种整个都被充分神化了的、极端主观化了的、刹那间就能"把主观等同于客观"的极端人文现象,夸张的意味很浓,以至于最后成了迎合公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手法。其文化根源主要在于公众长期以来恒定的审美心理和道德需求的根深蒂固,其社会根源主要在于公众自古以来对巫术传统的潜意识认同和普遍接受的朴素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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