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文献在1957年到2022年内共计2044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史、中国政治、法律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2033篇、会议论文11篇、专利文献504篇;相关期刊904种,包括求索、学海、安徽史学等;
相关会议11种,包括第八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首届中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等;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文献由1690位作者贡献,包括李新军、鄢定友、李开周等。
南京国民政府
-研究学者
- 李新军
- 鄢定友
- 李开周
- 经盛鸿
- 刘利民
- 谭玉秀
- 董振平
- 张立杰
- 段金生
- 邱松庆
- 佚名
- 姚顺东
- 白贵一
- 赵子云
- 冯兵
- 王卫星
- 陈悦
- 周晓焱
- 张建华
- 房列曙
- 朱东北
- 朱正业
- 李传斌
- 杨绍箕
- 洪岚
- 肖如平
- 范立君
- 袁素莲
- 谭备战
- 谭新喜
- 贾秀堂
- 金普森
- 陈晋文
- 陈金龙
- 韩业斌
- 黄雪垠
- 乔珍明
- 任同芹
- 刘会军
- 刘娜
- 刘旭
- 吴永明
- 宗玉梅
- 尹红群
- 徐骏
- 戚如高
- 曹成建
- 李敏
- 李莉
- 杜敦科
-
-
马建凯
-
-
摘要:
学界在南京国民政府公路建设研究方面已取得十分丰富的成果,但学者多集中在公路管理机制、公路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史层面上的探讨,虽有学者指出此时期公路的军事化性质,但未深入研究。这种现状导致我们只认识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修路用于民用、内战的一面,而忽视了抗日的另一面。近年来不断公开的中外民国档案史料,为弥补这一不足、继续深化对相关公路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
-
姜文浩
-
-
摘要:
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苏区战场上取得了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但并未达成彻底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第五次“围剿”以红军成功跳出国民党西路军、南路军封锁线进行长征,国民党军“围剿”失败告终。揆诸史实可以发现,虽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军事决策问题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结果是历史合力促成的。从财政视域出发,南京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其对“新战略”的制约,以及紧张的军费问题都对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
-
杨凯
-
-
摘要:
以前听课,很多老师对李惠军老师的课的评价都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说李老师的课很好,很受启发,很灵动,代入感很强;另一方面又质疑李老师这种“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是否合适,感觉似乎缺乏新课改要求的学生互动;也有老师说这种模式只适合高一新生。汇集起来其实就是对引导式教学模式的犹豫和不确定性的思考。
-
-
翁有为;
王力
-
-
摘要:
晚清以降,中国遭遇数千年之大变局,内忧外患纷起,原有秩序难以维持;面对此危机清统治者固守家族集团利益,力智均不足以驾驭全局,德能亦不足以收拢绅民之心,地方势力乃借机滋长,终至辛亥鼎革,民国新立。然新建之民国,起于空地,尚乏基础,因而无法拥有支撑其正常运作的强大力量,遂致民初地方势力进一步坐大,以至纷争不断,各以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国家政治生活军事化,国家权力地方化,军队为军阀个人所有,此种状态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亦难以消除。究其根本是国家中心政治力量的缺位。近代中国权力更替与国家中心力量重塑的演进历程表明,中共作为国家中心力量的形成和确立,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和发展的结果,是中共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取得胜利的结果。
-
-
马道路
-
-
摘要:
民国时期,山东烟毒泛滥成灾,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对山东的统治后,采取措施尝试肃清鲁省烟毒。在禁毒措施方面,山东省政府推行了严厉查禁涉毒犯罪、加强禁毒宣传等措施。山东禁烟禁毒工作取得了部分成效,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因受社会秩序混乱、财政困境等不利因素影响,山东省政府始终未彻底禁绝烟毒。
-
-
谭玉秀;
范立君
-
-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上海与北平为中心、遍及全国的高校分布带。大学毕业生学科比例文多实少,其性别结构男多女少。受就业地域、所学专业、性别、高校类型等限制,文科大学生就业难而实科大学生就业易,职业流向呈现多样性,大多为所用非所学。大学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零星分布于边疆地区,其薪酬待遇差距悬殊。国民政府、高校、社会与个人等,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成效有限。
-
-
董芙蓉
-
-
摘要:
烟毒之祸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了治理烟毒,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至1940年在全国发起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江苏省对此积极响应。该运动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禁毒法规,以《江苏省限期禁烟办法大纲》为基本施政纲领;设立“禁烟委员会”为领导机构,成立戒烟院所实施传戒;从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个方面开展运动。该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泛滥,但也因一些问题导致效果有限,烟毒禁政有待于社会性的根本变革。
-
-
杨勉;
杨天宏
-
-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先后举办反日民意测验、元旦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和对俄民意测验。与近代民调多为学校、民办报刊及社会团体举办不同,这四次民调属官办,被纳入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范畴。国民党上海党部通过各种方式动员、规范并指导民调。四次民调收回的有效答卷超过4万份,调查结论与真实民意并不完全吻合。大体言之,涉及外交的调查结论与通过其他多种渠道反映的民意相对一致。这与列强侵略下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高涨有关。而涉及内政的调查数据则与其他渠道反映的民意存在明显差距。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使被调查者偏离真实的民意表达。尽管如此,这几次官办民调,对全面认知近代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仍具较高价值。
-
-
郭渊
-
-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对领海法令的制定与颁布,是在东南沿海面临日益严重的侵渔形势,社会各界要求保护海洋权益呼声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社会领海制度的发展,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海洋制度的思考与建设。海军、财政、外交、内政以及参谋本部等相关部门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领海界限和缉私范围的草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权衡,最终制定并颁布了三海里领海、十二海里缉私范围的法令。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国海洋制度的建设,有益于海洋权益的保护,但由于该法令缺乏可操作性等原因,致使中国沿海权益受损的情况依然如故。
-
-
任同芹
-
-
摘要: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直接税,并将直接税视为增加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随着直接税体系的不断扩大,尤其是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的相继开征,新式人才的匮乏以及征税人员专业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财政部为适应形势需求,通过考训制度、在大学开设直接税讲座、保荐等途径,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高学历、专业性技术人才,对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扭转税风税纪等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复杂的战争环境、盘根错节的派系之争、频繁的机构裁并等问题逐渐腐蚀了直接税所标榜的“新人新税新精神”。这固然与其税制本身、税务行政、稽征方式、征税环境等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直接税作为西方先进的税种之一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不匹配。
-
-
沈凌
- 《第八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
| 2014年
-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制度作为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发展的高峰,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官的管理也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司法官的管理主要通过规定相应的资格标准和任用程序,并强化考核达到司法官管理制度的目的,但由于各种局限,这种制度不可避免的有各种问题.
-
-
-
-
杜敦科
- 《第十二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
| 2011年
-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相继颁布多项教育法令,迫使基督教大学照章立案.为此,基督教大学进行了诸如重组校董会,任命华人校长,调整学院设置,改革宗教教育,实行党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基督教大学的立案标志着中国政府收回教育主权,从而加速了基督教大学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但基督教大学的经济权仍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学校的宗教色彩仍比较明显.这种局面是基督教大学与政府间互相让步的结果,但就此次特定事件来说更是一次良性互动。
-
-
-
-
贾钦涵
- 《首届中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
| 2014年
-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建立,对于维持战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蒋介石历来主张国民政府应当拥有和控制实力强大的中央银行,他在设立中央银行和巩固其金融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蒋介石一向关注中央银行的建设,不仅对其人事委派、机构设立等多有指示,而且十分注意维护央行的信用,力主树立该行在国家财经领域的绝对权威.尽管蒋介石没有直接管理中央银行事务的行政权力,但他对该行运营、改革、发展的影响力却非常显著.尤其是1935年改组中交两行、1937年筹备中央准备银行等事件,充分体现出蒋介石在战前国民政府重大财经决策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1935年年底蒋介石就任行政院长之后,他在国民政府财政事务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威地位,蒋介石力主增大央行的财政调控能力,在该行预备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的筹备阶段,他的这种财经理念最终被融人《中央准备银行法》之中,成为重要的原则和条款。虽然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银行并未成功进行改组,但蒋介石加强中央银行权威的主张在日后仍然得到了贯彻和延续,对中国战时、战后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李在全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三届青年学术讨论会》
| 2011年
-
摘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逐步掌控全国政权,厉行“以党治国”,但国民党党治的推展并不均衡,也不同步.就司法领域而言,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司法中枢基本以北洋旧人为班底,总体上依旧延续北洋时期的司法独立与超越党派政治之理念.1932年居正出任司法院院长,国民党革命元老们开始进入司法中枢,北洋旧人逐渐退出,到1935年前后司法中枢基本完成人事嬗变;与此同时,鉴于司法现状无法满足国民党的政治需要,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国民党政权强调司法的政治性,重新宣扬、推进司法党化.至此,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约八年之后,国民党人才真正掌控了司法中枢,司法中枢完成从北洋时代到国民党党治时代的递嬗.但终国民党统治时代,其对司法系统中下层的渗透、控制、整合却未能成功,司法理念及人员构成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北洋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