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其深厚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对于社会道德的引导具有重要价值。明代典籍《了凡四训》是其中代表之一,它能够深度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精神内蕴,尤其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对于培养群众高尚品质、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创造美好社会环境都有积极作用。

摘要： 《惜谷宝卷》是晚清的一部劝善宝卷。据《中国宝卷总目》记载,《惜谷宝卷》现存有十种刊本和三种抄本,最早的是咸丰八年(1858)苏城得见斋刊本。据笔者查阅的其中八种版本显示,现存版本高度一致。可见,它不是口头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始终是以书面的形式创造且流传。《惜谷宝卷》有四个特点:一是人物形象和背景的独特之处;二是文体简约,叙述紧凑,条理清晰;三是宝卷中体现了“三教合一”的信仰特点;四是该宝卷的劝善思想很强烈。另外,据《惜谷宝卷》现存版本的情况、四个特点以及余治的戏剧《老年福》的内容,推测《惜谷宝卷》的作者也是余治。

摘要： 清代中后期大量宣讲故事本自三言二拍,为宣讲圣谕或教化需要,其劝善性大大增强。编撰与宣讲故事不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成为积善累功的善行,题材大多倾向于写实且侧重于家庭与社会伦理,故事是言说伦理或圣谕的“案证”,所增加的唱词部分多为人物的宣教,宣讲小说对三言二拍故事的删减、敷衍、增添、更改,都服务于道德劝善,“醒心”成为宣讲小说的主要目的。由于总体上遵循了原小说的情节结构,采取了说唱结合的方式,宣讲小说仍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与娱乐性,这反过来加强了小说的感人效果,从而达到宣讲目的。三言二拍宣讲小说对三言二拍的传播有积极影响。

摘要： 印谱自古就受到篆刻家的青睐,在篆刻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印谱是历代篆刻家保存篆刻作品的载体,反映了篆刻家的艺术水平和审美趋向。同时,印谱的装帧、版本、版式都各具特色,其中序跋文字更是重要的印学史料,体现了当时的文化特色。因此,印谱具有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双重属性。本文以所见清代劝善印谱为线索,来窥探清代劝善文化影响下的篆刻艺术发展脉络,从而对此类印谱的文化内涵加以分析。

摘要： 1.“以道为本”的“劝善”理念。在葛洪看来,“道”生养万物,“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人亦当如是,理应“尊道”,理当“贵德”。实际上,葛洪意在“尊道”理念指导下进行“劝善”,就是要求人以“道”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人生追求,循道而动,奉道行事,以合“道”、得“道”。概而言之,葛洪之“劝善”是“以道为本”的。首先,葛洪“劝善”思想的“以道为本”源于“道”的规定性,“为善”是“道”的本质要求。

摘要： 明代的旌善举措有承有创,集历代之大成,范围较广,制度细化.它植根于儒家传统的教化思想,主要由官府把控,重视厘清对象、确定职责、核给待遇,并在长期实践中历经复杂变化.民间积极参与,成为官方的补充.旌善与劝善相辅相成,表现出全面化、系统化、实用化等鲜明特色.

摘要： 近代中国,道教善书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与兴盛,其所蕴含之劝善去恶等宗教伦理被普遍认同与接受,以印光为代表的佛教僧人对其亦甚为褒扬与推崇.通过梳理印光言论,探究其对道教善书伦理认同的因由与实质,认为印光承袭三教合一思想,将之视同佛经,作为推行因果救世与伦理教化之方便法门,以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大乘菩萨精神.此类善书通俗晓畅,易于普通大众所领会与接受是其中一项因由.印光秉持佛本精神,以佛摄道,在需要时对此类善书加以佛学理解与诠释甚至转化,这充分彰显印光为弘法护教、利济群生所作的伟大贡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佛教对道教善书伦理所持的真实态度.

摘要： 植根于古代文化的善书教育体系是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善书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存善念,做善事,进行善的传递,对于完善民众的道德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善书通过劝善文、劝善诗歌、图说善书和注释善书等一系列图文并茂的书面形式和宣讲方式进行教化和宣传教育,进行价值观上的引领,对社会道德的维护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寻源逐流,明确善书发展的脉络和本质,总结善书的教化模式,可以为现实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