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

摘要： 相对于孔子师徒对“天”“德”“道”“礼”四大核心经学观念的建构,作为次一等级的人伦观念的“仁”“义”基本无神学义。董仲舒首先重建上天信仰为其“仁”观念奠基,然后在此基础上论证上天的内在本质就是“仁”,外在呈现为具有“仁”与“义”的德行品格,从而初步重构了“仁”“义”的经学人伦观念。其又与刘歆等汉儒以“五德”入“五常”,最终坐实了“仁”“义”的神学义基础上的教化义。

摘要： 1861年3月,英国人在汉口开设租界后,带来了他们喜爱的跑马博彩。1877年即在汉口城堡内兴建跑马场,民间也称马道子。1902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主持,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及农民手中,购买了汉口城堡外后湖的800余亩土地,再建跑马场。按今天的方位测定,这块地“东起永清街,南濒解放大道,西连解放公园,北邻惠济路”,今天的解放公园不过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二。

摘要：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摘要： 东汉与西汉的文化和学术存在诸多差异,两汉之交是早期中国知识转型期。西汉与战国的文化一脉相承,在学术和知识上追求“治道”。就书籍文本的功能与使用而言,西汉的先秦书籍文本是“被使用的文本”,《吕氏春秋》主要被用来挖掘“治道”。刘向、刘歆父子20年的校书盛举,真正集中大规模地关注书籍文本本身的字词、段落、篇章,解读书籍文本本身的意义,试图理解书籍文本本身。二人校书影响深远,改变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研究学术的途径,促进了东汉校书、注书成风,也使书籍文本成为“被理解的文本”。高诱《吕氏春秋注》是努力理解《吕氏春秋》文本的成果。研究《汉书·艺文志》、高诱《吕氏春秋注》,可见早期中国知识转型期的《吕氏春秋》学的某些侧面。

摘要： 王莽居摄期间,刘歆奏请《周官》改名为《周礼》,与《周官》毫不相关的周公事迹,成为改名《周礼》的依据.贾公彦认为是刘歆将《周官》与"周公致太平之迹"联系起来,这与事实本身及刘歆严谨的学术风格不符.刘歆明确地说是王莽发现了《周官》的价值,结合对刘歆与王莽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是王莽授意刘歆奏请《周官》改名《周礼》,为其托古改制提供依据.《周官》改名对后世的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领校图书,对先秦以来的文献首次进行全面的校理,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构建了儒术独尊语境下符合大一统帝国需要的文献体系.通过目录著录,揭示图书信息;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了建构与书写学术史的目录学传统,《别录》《七略》因此成为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贡献表明,杰出学者的组织与努力,是古代文献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

摘要： 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摘要： 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相比,刘歆的《洪范》五行说主要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在《洪范》学上所表现出的《春秋》左氏学立场,一是对夏侯始昌以来的《洪范五行传》思想所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包含对《洪范五行传》"各传"的命名、灾异内容的调整和修改以及在解释灾异的时候更加注重运用分野说等.除此之外,与《洪范五行传》、刘向不同,刘歆对于《洪范》还有一套总体上的认识,即认为《洪范》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摘要： 作爲對於先秦諸子的總結性論述,劉向劉歆父子《别録》《七略》提出了“諸子出於王官”説,影響深遠。以往的研究都是從此説是否符合先秦史實的角度着眼。如從漢代思想史的角度來重估這一學説,則此説之提出是具有漢代政治之現實意義的。此即將諸子思想重新納入漢代官學體系中,裁抑諸子天下之學的部分,而僅保留其技術性,使其成爲漢代大一統王朝治理天下的思想工具。由此向、歆父子構造了一個堅固的制度與思想高度結合的政教體系,如鐵穹一般籠罩於中華文明之上。

摘要： 《移书让太常博士》是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刘歆的一篇代表性文章，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篇移文中，刘歆主要从礼制与文献两个方面展开，论证《左传》等古文书的合理性，试图打破博士官学的门户界限。刘歆的学术旨归反映了西汉末年学术与政治的双重革新需求，也代表着汉代学术由专家向博贯发展的趋向。对刘歆学术的认知，不应局限于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他对《左传》的推尊也并不仅因为其记事性．

摘要： @@谈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年）的赋学批评，就不免要涉及到刘氏父子的《别录》、《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经涉及得很多。梁阮孝绪曾经明确指出：“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而根据班固的自述“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看来，班固对《七略》做过“删去浮冗，取其指要”（《汉书》颜师古注）的工作，因此，《艺文志》是在对《七略》进行删节的基础上形成的。

摘要： 刘歆等之争立诸经,上承汉成帝时代掀起的以刘向等为中坚的尚古热潮,并依凭了《左氏》学由民间向朝廷进发等的势头,是一种和平崛起的趋向。面对五经博士的抵制,他们援引、提升并强化了孔子壁中书的神圣性、完整性和权威性,以为正名的力量,这就是《移书让太常博士》一再宣扬的“古文”或“古文旧书”的内涵,它不仅指“逸《礼》、《尚书》”,更包括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春秋古经》”,而《毛诗》不在其列.他们根据孔壁“古文”对学官所传的经与传均施以激烈反击,但与后世衍生出来的宽泛而又或绝对化的“古文”壁垒颇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