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摘要： 历史政治制度学可谓历史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下政治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是其兴起的一个背景渊源。会通政制、引古筹今,既是历史政治制度学的核心内涵、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政治学的鲜明特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杜佑的《通典》都是古代历史政治制度学的典范。熔铸义理、经制和事功于一炉,"言史必以制度为重心"的南宋浙东史学派是古代最早的一个历史政治制度学流派。在近现代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历史政治制度学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数据技术的背景下政治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组织学等多学科融合,是当下历史政治制度学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它既有扎实丰厚的学科史基础与充足的合理性,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要： 木偶戏,源于汉,盛于唐,唐代的扬州,木偶戏极为兴盛。唐人杜佑久寓扬州,唐德宗、宪宗时任淮南节度使长达20年。他长于吏事,政绩显赫,还做过一段宰相;特别精于学术,其编撰的《通典》至今仍为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这样一位高官厚爵、博学多才的学者,退休后的最大愿望竟然是希望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看看傀儡戏,也就是如今的木偶戏。可见其时,扬州木偶戏的发展状况可以推测是多么的精彩和有意义了。到了清代,扬州木偶戏空前繁荣,演出遍及城镇大小场馆,观看木偶戏的观众来源也是方方面面,而且布袋傀儡、提线傀儡、杖头木偶、水傀儡等偶剧种类也相应丰富。除了一些古籍记载,在很多诗人的诗词中也有不少描述木偶戏的篇章。木偶戏的繁盛现象在扬州一直延续至建国时期,甚至从城市向农村发展,演出区域可谓遍布扬州乡村,据1949年的调查统计,当时扬州所属泰兴县就有100多个木偶戏班。纵观扬州木偶戏发展的一千多年历史长河,唐代可以说是第一个高潮,清代则是第二个发展高峰,那么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则为扬州木偶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飞跃。

摘要： (二)以"一""单""独"命名者1.一一弦琴(图3):木制匣形弹拨弦鸣乐器,八音丝之属,历史中的一弦琴有多种形制。一为一弦,弦有十二柱。形制出于唐杜佑《通典》:"一弦琴,十有二柱,柱如琵琶。"唐九部乐、清商乐中有使用。另为外形似琴,岳山、焦尾间张一弦。史载文献有见于王子年《拾遗记》:"师延拊一弦琴,则地抵皆升"。《晋书·嵇康传》:"孙登居汲郡北山,好读《易》,抚一弦琴。《重家晋史》:"孙登居白鹿、苏门二山.

摘要： 通志珍本汇刊 《通志》是南宋著名学者郑所著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巨著。中国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全书共两百卷,分为纪、谱、略、世家、传、载记等六个部分,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精华。《四库全书》总幂官纪的评价“其采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为公允。

摘要： 法国学者格鲁贤(Jean 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1743—1823)所著《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1785)卷二第一章,认为中国有自远古时代保留下来的中文符号“△”,代表三位一体。该书中文译本(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348—349页)认为此符号即“亼”字,十分正确。此字见于《说文解字》,一般认为即“集”之初文。

摘要： 陈从阳1965年出生于湖北汉川,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现为湖北科技学院教授(三级),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德国史、20世纪史、中外关系史及咸宁地方史研究。出版《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合撰《德国通史第五卷危机年代(1918-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参撰《中国改革开放通典》(高尚全、迟福林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神州第一组--鄂南明珠官桥八组》(李友清、水延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等。

摘要： 百戏历经先秦之滥觞、汉代之发展、魏晋南北朝之铺垫,到了唐代终于达到鼎盛。唐代百戏呈现出亘古未有的盛唐之气,在百戏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唐代百戏的繁荣首先表现为百戏类型的不断更新衍化,表演技艺水准的不断提升与演出规模的不断扩充,无论是幻化炫艺的杂耍幻术,象人拟物的俳优戏弄,还是胡汉合一的乐舞,都属于唐代百戏的范畴。其次表现为演出的空前活跃,《通典》记载,散乐百戏与当时所流行的胡音声、龟兹乐“俱为时重”,频繁活跃于城乡的不同场合中,或在宫禁内廷,或在街巷市井,或在道场寺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具有唐人精神寄托与情感宣泄的功用,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更值得注意的是,唐时百戏有许多女性参与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性别的束缚。唐代百戏的空前繁盛并非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除了对前期积淀的传承外,更离不开有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促成。

摘要： 《太平御览》作为我国重要的类书,其中所引“唐书”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其史源,有人认为是《旧唐书》的某个旧本或某版国史;有人则认为是包含《旧唐书》、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唐代史籍的通称。其实《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颇为混乱,常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所引“唐书”部分多有不合《旧唐书》、国史、实录体例之处,当是出自《通典》《唐会要》等史籍。且有证据表明,即使看似与《旧唐书》相合的条目,通过仔细比勘,也能发现其中文本差异难以用传抄讹误解释,而是另有史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视为某一特定书籍,而是多种史籍的通称。

摘要： 《通典》卷八六《禮四十六·葬儀》:《喪葬令》:“凡五品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須布深衣、幘、素幕、轝,皆官借之。其内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如之。其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其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其百官葬儀具《開元禮》。

摘要： 政体思维主导下的二元政制观趋向于突出宪法与一般性制度之间的差别,推崇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的判准价值,强调宪法塑造政治秩序的决定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制被纳入专制政体的范畴类型之中,经受了偏于消极的评论.而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显示,中国传统强调政制的古今兼容性和系统融合性,同时又与立国原理相配适,制度演进离不开这三方面的配合与制约.基于政制传统的本土化路径,治体论提供了更为恰切的思考框架,透过大一统、礼法秩序等视角揭示出制度何以贯通并演进成为典章,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国家治理传统的特质和现代启示.

摘要： 北宋版《通典》是现存《通典》最早的本子，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对比北宋版和明以后各种版本的《通典》可以获得许多新的知识。而这样一部了解唐代社会的第一手历史著作，并不是杜佑为学术而编纂的所谓“制度通史”，而是他担任幕僚期间为现实政治而编纂的行政参考书，杜佑为此收集了大量有益于时政的事例资料和历史经验。杜佑长期处在权力中枢，故《通典》反映了唐朝主流的治国理念和历史观。杜佑深受管子影响，以食货为基础，但他所追求的是达到儒家的礼治境界。这部鸿篇巨制也是他对唐朝治国经验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