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

摘要： 今天我交流的题目是《“近世”与“大中国”--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历史地位》,这个题目我是第一次讲。为何讲这个题目呢?要从我参编的普通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说起。《纲要》中国古代史部分包括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先秦两汉,第二单元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第三单元是辽宋夏金元,第四单元是明清。

摘要： 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早在公元九世纪便传入日本,但当时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也未发挥其道德训诫之功用.及至日本近世,在德川幕府对儒家忠孝思想与伦理纲常的提倡以及出版技术日益进步的背景下,《列女传》作为儒家女训典范之作,被不断翻刻、改编,拓展了受众范围,引发传播盛况.近世时期的诸多女训书在编撰体例、素材内容、宣扬思想等方面,都有对《列女传》的吸收与借鉴,但不拘泥于单纯模仿,而是根据日本当时的社会实况与时代风潮,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同时从日本古典中择取事例,传承日本的传统女性教养来修身养性,凸显本土风貌.

摘要： 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早在公元九世纪便传入日本,但当时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也未发挥其道德训诫之功用。及至日本近世,在德川幕府对儒家忠孝思想与伦理纲常的提倡以及出版技术日益进步的背景下,《列女传》作为儒家女训典范之作,被不断翻刻、改编,拓展了受众范围,引发传播盛况。近世时期的诸多女训书在编撰体例、素材内容、宣扬思想等方面,都有对《列女传》的吸收与借鉴,但不拘泥于单纯模仿,而是根据日本当时的社会实况与时代风潮,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同时从日本古典中择取事例,传承日本的传统女性教养来修身养性,凸显本土风貌。

摘要： 天花在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大流行,具有相当高的致死率。在近世日本,天花在都市与村落的流行模式不同,民众对待天花的观念与行为活动也表现出明显差异。由于都市具有人员密集、流动性高的特质,同时在流行病学上天花属于"一次感染终生免疫"的传染病,因而相较于村落,都市中的天花流行呈现常态化,传染对象也集中在儿童群体,反而也由此降低了其对于社会的危害性。都市民众将天花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采取的是随时应对其来袭的姿态,诞生了多样且丰富的"天花文化"。

摘要： "汤武放伐"作为《孟子》重要的道德范畴备受近世日本儒学界的关注,但一直到山鹿素行的古学,关于"汤武放伐"的诠释才打破了朱子学思维的连续性影响.山鹿素行从德川武家社会结构来诠释"汤武放伐"的现实意义,认为君臣关系应是一种天地间的 自然法则,他反对"汤武放伐"的革命行为.但是,由于山鹿素行自幼形成的朱子学素养,又使得他对"汤武放伐"的诠释难以脱离朱子学的束缚,故而阐发了救民于水火与学知利行的道德意义.最后,山鹿素行对"汤武放伐"的诠释陷入想脱离朱子学而无法脱离的两难之境.它的遭遇体现了《孟子》在日本近世传播中的困境.虽然山鹿素行未能彻底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从德川社会结构诠释儒学的思维方式使《孟子》在近世的传播产生了新活力.

摘要： 晚清民国之际,"西潮"引领学术时尚,又兼域内地不爱宝,文物出土之丰富,远逾前代,古典金石学由此迎来"现代化"的契机。罗、王以降,代有学人挟此劲势,终使文字器物之学滋大为考古之学。不过,历史的叙述往往过于看重"主流",近世金石学的转轨其实本来存在多个面向,我们固应重视和肯定"开新"的成绩,亦不该忽视"守成"的功劳—如褚德彝这样集传统金石学之大成者,正是一种可贵的"旧典型"。要对褚德彝的金石研究做一番比较全面的观察和评估,或许并不容易。

摘要： 日本近世宫廷祭孔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史料调查表明,自日本元文年间(1736—1741)开始,宫廷在释奠上丁日举行儒学讲经及赋诗活动。在宫廷祭孔复兴过程中,实际的推动者及名义上的负责人都是天皇。宫廷祭孔与以皇室为中心的宫廷文化密切结合,代表贵族的汉学修养及文化权威。它既是儒家礼乐也是日本古代治世的象征;它成为一种节日,具有规律性和稳定性;它与典制的权威相结合,最终内化成了日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内化的过程对思考日本近代汉学的命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 回应、讨论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研究宋代的学者恐怕远多于治唐史者。这倒不奇怪,唐宋变革论的落脚点在于宋,通过勾勒唐宋间的变化与不同,揭示宋近世社会的性质,唐代很大程度上作为变化的缘起与比较的对象在研究中被呈现。一般认为,内藤湖南系统提出“唐宋变革论”学说,以1922年发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为标志,距今恰好一百年。从这一学说的“生命史”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是二战前提出的,但它真正成为一个无法绕过或者说任何研究唐宋历史者都必须面对的议题,其实是战后时代分期论争的产物。其次,内藤湖南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及其他论著中表达的关于“唐宋变革”的诸种判断,尽管也谈到中世向近世的转化,仍基于广义的文化史观,与战后的讨论有明显不同,后者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时代分期论争的背景下,强调把握唐宋之间“变革”的性质到底是从中世走向近世,还是从古代到中世,同时更重视对经济形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