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

摘要： 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

摘要： 清代关于常州青山庄及其主人的诗文很多,且不少出于名家之手,但本事未详。此庄为明末宰相周延儒的岳父吴襄创建,入清后,屡次易主。乾隆十一年(1746)十一月,主人张适被当局以“居乡不法”的罪名逮捕,后被处以死刑,包括此庄在内的家产被籍没。除了张家的高调和财富引人嫉恨、觊觎外,张适的亲家李卫得罪人太多,也应该是个原因。青山庄在晚清就变成了坟场和农田。

摘要： 乾隆四年(1739),清修《明史》刊刻印行,意味着清人《明史》研究的开始。四库馆臣对殿本《明史》本纪、列传的全面订正,是清官方修订《明史》的主要成果,它纠正了《明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加深了统治者的文化控制。清代学者对《明史》的评论,褒贬兼而有之。赵翼、钱大昕对《明史》编纂、体例、叙述等史法方面的赞扬,后逐渐成为学界公论。史家对《明史》的批评与考证,受政治思想、社会风潮等影响,从乾嘉时期到道咸以后渐次深入,部分揭露了为清朝统治者隐讳而歪曲和抹杀明代历史的现象。杨椿、赵翼、李慈铭等人史学修养的不同,使清代学者对《明史》的认识差异性更大,也更复杂。清人的《明史》研究,是清官方和私家对钦定《明史》的初步检视,是清人对本朝所修前代正史的评述与考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清理了《明史》中的部分问题,为估定《明史》及其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摘要：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人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人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摘要： 吕思勉在展开中国通史撰述时,对赵翼著作中的诸多问题饶有兴味,对其考史、论史成果多有借鉴,并对其考证结论和历史认识进行拓展、深化或驳正,体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赵翼著作具有的便于入门、趣味性强、触及重大问题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吕思勉编撰中国通史时追求的开示门径、激发兴趣和呈现历史梗概进而揭示演进大势的需要.吕思勉中国通史在科学精神、历史观、民族国家意识、体系性、平民性色彩的社会史叙述、古为今用等方面超越了借鉴对象.

摘要：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代表作《廿二史劄记》是乾嘉史学中独树一帜的著作.全书不仅对正史中历代治乱兴衰的大事进行研究,而且多次博征野史典籍补校正史,这就与他卷首表示的反对援用从前史官弃余的稗乘小说来纠驳正史的言辞声明相矛盾.正是这种表达与实践上的差距,使其后不少学者就赵翼对待正史与野史之态度及野史征引问题产生了歧异.深入剖析赵翼野史观念与实践运用自相矛盾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与乾嘉时代文字狱以及赵翼师承交游、受同时代学术风气习染、参与官方史学活动等都有很大关系.

摘要： 《元史》研究在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占有重要地位,内容集中于卷二十九和卷三十,约有54条,主要是对元代重要事件整体脉络的梳理,注重对元代核心问题的探讨、对错误的勘误,对当今的《元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廿二史札记》中的编纂思想对探究《元史》的史学成就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 赵翼《陔余丛考》中存在较多对民间信仰考察的内容,然对此的研究还具有较大的空间.《陔余丛考》中民间信仰的考察内容主要集中在项羽、钟馗为代表的个案研究、以泰山为中心的相关问题研究、以江南民间信仰为主的地域性研究三个方面.就其研究特色而言,主要表现为补史的姿态、注重民间信仰的传播、灵活的文献观念.

摘要： 翻检古人诗作,常常感叹于中国诗人强烈的空间感和历史感。比如清人赵翼论诗,就说杜甫诗五律以“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为最佳,他极力称许“有”“自”写得妙:“东西数干里,上下数百年,尽纳入两个虚字中,此何等神力!”(《瓯北诗话》)巴蜀绵延干里,齐梁业已百年,一为空间,一为时间。赵翼从创作的角度一眼识破了作者的心思。老杜复生,也定然把他当作知己。

摘要： 清代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乾嘉诸儒以考据入史学,既援经入史,又以史证经,尤其在通释性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所谓"通释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释"是指对《汉书》全书的通篇研究,也就是专门注释《汉书》,对《汉书》纪、表、志、传一一进行注解;另一方面,"通释"是指一些学者的《汉书》研究属于"通释诸史"的研究范围,即《汉书》研究既是相对独立的个案研究,同时又与其他诸史研究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整体。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三大史家治史取向虽然各有不同,但三人在《汉书》通释性研究中所贯彻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则是一致的,并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