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

摘要： “偷听”是赵树理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节之一,它在激化双方矛盾冲突、丰满人物形象、展现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形成前后对比等方面承载了重要的作用,是小说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借助此情节,赵树理不仅使故事内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表达了共产党员的领导与底层大众的团结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这一主旨。赵树理喜爱“偷听”情节,既出于作品内容的需要,也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还可以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化心理,这都使得“偷听”情节有着不小的研究价值。

摘要： 20世纪50年代,北京《说说唱唱》编辑部收到非常“奇葩”的稿件。稿纸被水浸湿过,皱巴巴的,有些字竟然是自创的“象形文字”,真是脑洞大开。但是,副主编赵树理读后觉得它是好稿件,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息很浓。

摘要：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赵树理在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的经历,因反映了"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两条路线"的"斗争生活"而闻名。近年学界对《三里湾》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小说怎样书写"集体"、村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三里湾》在叙事上的"新变"等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以外,《三里湾》关注的是"处在同一个环境里"的"人民内部矛盾",力图传达的是历史中的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它的故事主要发生于家庭空间内部,重心落在家庭成员关于是否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上,形成"劳动传家"的叙事。"劳动传家"指的是凭借调和个人与家庭的矛盾(而非将个体抽离出家庭)以适应集体劳动生产体制的需求。《三里湾》对"劳动传家"的书写,有力地回应了乡村社会在合作化运动中如何完成"家庭变革"的难题。

摘要： 赵树理与孙犁均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家,创作了大量农村题材小说。在他们的笔下,涌现了众多风采各异的乡村少女形象,他们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少女的境遇与命运,在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呈现出异同关联。本文拟从少女形象的呈现与塑造方面对两位作家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小说中的少女形象进行比较,并试图从中窥探赵树理与孙犁少女形象创造背后所映现的女性观念。

摘要： 小引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赵树理现象”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山西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与人合著出版过《赵树理传》,发表有十几篇评论文章。我在2013年的《赵树理的文学价值观》中曾说过:“我曾经提出马烽、赵树理等山西作家‘三位一体’身份的观点,即农民、干部、作家三种身份集于一身。赵树理是最有典型性的。”(1)本文将从这一观察角度切入,深入剖析与论述赵树理的多重身份与思想构成。

摘要： 【专题解释】本专题通过精读《荷花淀》《小二黑结婚》这两篇带有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感受享有“解放区文学创作双璧”之誉的孙犁和赵树理的独特风格,体会“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不同的文学特色。

摘要： 解放区所开创的“文学通俗化”道路对新中国文艺有极大影响,赵树理则是通俗化实践的典型个案。《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以赵树理在20世纪30—50年代的文学活动为线索,首先考察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与工农读者、民间艺人的文化互动和文学探索;在此基础上主要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树理等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城市,在全国各地展开城市通俗文艺改造的活动,在描述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过程的同时,分析赵树理所创办的全国性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最后走向失败的复杂背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康凌副研究员负责组织的“对话作者”活动策划了对《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一书的评议与对话,这既是促动学界的交流,更是对《讲话》精神的致敬。毛巧晖从文艺通俗化实践、杨天舒从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李超宇从民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等进行了对话,作者张霖则对不同的评述进行了回应。

摘要： 乡土叙事是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在现代作家中,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等,都曾对乡土中国进行深情抒写。新时期以来,在“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语境下,当代中国作家更加自觉地提高对乡土中国和乡土精神的挖掘,在乡土传统之中寻找创作资源,对乡村民俗和人性进行深刻的呈现和审视。黄佩华出生于广西百色市西林县八达镇红星村平用屯,从地图上看,西林县位于百色的西端,地处云贵高原余脉,交通闭塞.

摘要： 马克·吐温与赵树理作为美中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其文学作品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了相似之处。马克·吐温被称为“文学中的林肯”,赵树理则作为“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时代有突出的成就,前者在作品中表现了美国的西部文化,后者在作品中创造了晋东南的乡土世界。本文在跨文化的视角下,从他们创作生成语境以及作品本身各个方面比较两者,寻求不同文化的共鸣。

摘要： 赵树理研究在当前的四个发展空间:第一个,政治文化空间,即将赵树理研究置入一个大的政治历史层面,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确立赵树理作为现象级经典作家的位置。第二个,对老中国及现代中国民间价值谱系的承续。第三个,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背景下,强势文化、中心文化与弱势文化、区域文化的关系。第四个,对现实主义形态的重新认知与肯定。

摘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贯通与作家创作风格的连贯性有关,延安文学方向的变通起决定作用.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民间文学家.他的创作符合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要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乡土文学的时代方向.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既有他作为民间发言人的内因,也有特殊时空文艺导向的外因,两者在时代语境下达成了"为政治"与"为人民"的遇合以及大众化与革命性的结合.随着时代主流话语权的改变,赵树理方向开始被解构.民间作家民间独奏的无奈,与时代脱轨的悲哀,时移世易,离开民间的赵树理已经在政治浪潮中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方向之后的作家.

摘要： 内容来自晋东南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在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围绕当地农村底层各种婚姻、妇女、土地、减租、反霸等社会各类“问题”而写作,其“问题小说”背后无一不是法治问题.在不同自然村落的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法的缺失与失衡既让地方权要势大于法,又让虚脱的法治精神无法落地生根.边区政府的建立以及一系列维护底层民众权益之政策法规的宣传与贯彻,迫使固有的法外权势失落,相应导致新的村落秩序进行重建.

摘要： 本文以赵树理、张爱玲小说为分析对象,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讨论从文学传统再度出发的小说发展线索,并且将其概括为眷顾经典与“指向未来”的两重文化向度。赵树理、张爱玲二人所描写人物、事件十分不同，但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统摄力却无所不在，他们的作品都鲜明地表现了贴近世俗的小说方式，并在抗战形势下，在抗战与传统的相关逻辑中，展现出各自独有的艺术才华。张爱玲写作的文化向度倾向古典、是向后看的，并从这里达到“审美的完善”。与此相向，赵树理小说的文化向度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他们各具特点的艺术探索,表现出传统的两重文化向度。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赵树理的晚年作品《卖烟叶》在创作风格、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赵树理晚年的创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