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

摘要： 本期含“名家特稿”等专题专栏,刊文凡17篇。异邦宗教的文本输入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机受容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晚明到清中叶,有关天主教《圣经》的传译,从节译、编译到尝试全译,就构成了传教士持续不断的努力方向。清代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就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位。贺清泰的汉文版与满文版《圣经》译本及其抄本至今散藏各地,通观为难。香港大学宋刚教授沉潜多年,广为搜罗各本,在厘清诸本源流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汉文与满文两种《圣经》版本的关系,勾勒出清代天主教士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轨迹,为进一步研究中外文化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要： 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六抵印度,带去了中国的友邦之谊。印度歌舞、天文、历算、文学、建筑、制糖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等传入印度,成为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

摘要：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佛教经律《论三藏》目录、译经文献及国内外佛教高僧传记,其作者释僧祐是备受南朝齐梁两代朝野敬仰的佛教高僧。

摘要： 一、引言支谦是三国时的佛经翻译家,他所翻译的经典内容广博,涉及净土、密教、般若乃至佛陀传记等。支谦的译经上承支娄迦谶、康孟详,下启康僧会、鸠摩罗什,在译经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那体慧(Jan Nattier)是研究支谦译经的主要学者,不仅作品数量多,学术水平也高,是一座无法回避的高峰。因此,在研究支谦译经的时候,只有充分理解那体慧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她的基础上为学界做出更多贡献。二、现有的评价新加坡佛学院的纪赟为华语学界介绍了多篇那体慧的文章,不仅有翻译,也有评价与反思。[1]纪赟翻译了那体慧的几篇文章,并结集成书,题为《汉文佛教文献研究》(那体慧2018)。纪赟在此书前撰写了一篇序言,介绍那体慧的学习经历、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特色。

摘要： 唐代高僧悟空是西游天竺的著名高僧。他在出使过程中因病出家,得以巡礼印度各地的佛教圣迹。回国时携归佛牙舍利一颗及佛经三部,于龟兹、北庭等地参与佛经的翻译,将汉文译本带回唐朝,被安置在章敬寺,赐号悟空法师。他携归的《佛说士力经》以及他委托圆照法师撰写的《大唐新译士地等经记》,成为人们理解彼时西域、罽宾和印度状况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摘要： 唐代高僧悟空是西游天竺的著名高僧.他在出使过程中因病出家,得以巡礼印度各地的佛教圣迹.回国时携归佛牙舍利一颗及佛经三部,于龟兹、北庭等地参与佛经的翻译,将汉文译本带回唐朝,被安置在章敬寺,赐号悟空法师.他携归的《佛说士力经》以及他委托圆照法师撰写的《大唐新译士地等经记》,成为人们理解彼时西域、罽宾和印度状况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摘要： 回鹘文《阿含经》皆于元代译自汉语,采用节选翻译的方式,具有在回鹘文中夹写大量汉字的特点.本文首次介绍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阿含经》情况,对其来历、文献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从语文学角度考察其中的3件,考证出其内容分别属于《中阿含经》(GT15-01)、《长阿含经》(GT15-41)、《别译杂阿含经》(GT15-02).

摘要： “拄杖”本指“拐杖”或者“拄拐杖”的意思。自印度佛经东传,译经僧人们将“拄杖”一词代入佛经中以后,“拄杖”便成为了佛教中重要的词汇,尤其是在禅宗一派中,应用的格外广泛,逐渐成为了唐宋禅林的重要话头语。其意义也从普通的意义转变为佛教宗特殊的含义。因此本文想要从这个角度对“拄杖”一词在佛教的史料中爬梳出一条演变轨迹,探究出汉语词汇在佛教中的运用及其关系。

摘要： 历史上中国佛教出现过四种专门谈论法印经典的译本,本文以南北朝时期的二种法印经典为例,研究它们的不同变化。北方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圣法印经》,涉及的是"我空法不空"的思想,应该是属于北印度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与另一部《慧印三昧经》是各自分别的经典。但与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杂阿含经》卷三(八〇)从体例到分段,以及内容,基本相同,且字数几乎相等,应是同源的本子,只是在中文表达方面有一定区别。北方法护译出的《佛说圣法印经》译本,传到南方,又与南方求那跋陀罗译出的《杂阿含经》卷三(八〇)(台湾印顺称为《圣法印知见清净经》)相汇,成为中国译经史上的典型案例。

摘要： 从《左传》"吾侪"开始,汉代以后出现了"曹""属""等""辈""类"等表人称复数形式。跟传世文献相比,以竺法护译经为代表的中古译经,复数形式使用频次更高,使用范围更广,表现形式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