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

摘要： “南皮张、北头刘、桃园一窝猴(侯)”,指明清时期沧州地区南皮张氏、集北头刘氏、桃园侯氏三大望族,其中“南皮张”就是我们熟知的张之洞世家,为典型的耕读世家、科举世家、文化世家,他们恪守族规家风,传承祖训,重视读书,科名繁盛,才彦辈出。张志宁(后因避庙讳改名为张志咏),字幼于,号蕅舲,清代直隶天津府南皮县人,生于乾隆乙巳年(1785),卒于道光庚戌年(1850)。官历内阁中书,文渊阁检阅,方略馆校对,广西南宁府同知,桂林、平乐、南宁、泗城、镇安、庆远等府知府,湖南衡永郴桂兵备道等职。根据张权光绪辛卯科乡试硃卷记载,张之洞是张权的父亲,张志咏则是张权的族兄弟[1],可知张志宁属张之洞家族中重要一员,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举人。

摘要： 位于昆明翠湖边的云南大学,是云南省唯一的“双一流”大学,自建校以来,为云南培养了众多人才。而云南大学校本部所在地,自明代起就已经担负起了为国育才的任务。我们今天就来探寻一下这段历史。为国求贤的贡院明清时期,各州县的儒生在考取生员(秀才)之后,就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多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wéi)。乡试中举后就是举人,才有资格进京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各省举行乡试的地方就是贡院。

摘要： 晚清江南地区瘟疫肆虐,乡试遭受到巨大冲击,引发人员伤亡、秩序混乱、公平削弱等一系列后果。基于南闱、浙闱的考察,发现晚清江南炽盛的乡试本身也成为瘟疫暴发的温床,主要表现在人员聚集流动、秋闱时间安排、闱内生存环境、入闱群体生活状况等方面。为应对秋闱疫情,政府防治并举,包括重视疾疫预防、改善卫生条件、动员闱内医疗力量及时救治等。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收效不彰,这与古代政府忽视疫情、对瘟疫日渐常态化的麻木懈怠、医疗建设趋于停滞等因素密切相关。

摘要： 国图藏《崇祯壬午科京省题名录》载录崇祯十五年两京九省乡试的基本材料,对该年各省解额、举人本经等信息的揭示,具有重要价值。借助该题名录,可以发现诸省通志选举志著录的举人数并不能完全等同本省解额,因为明代乡试中存在跨省考试的生员。而且,易代之际的通志修纂常会受到政治敏感问题的影响,进而丧失真确性。之前学者借助诸省通志选举志或官方解额政策得出的各省乡试解额数据不够准确,应当予以更正。

摘要： 清代乡试对于考官选派、评阅试卷、杜绝舞弊等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同时制定的清规戒律也有很多。清代乡试禁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情况是对"下九流"应试资格的限制,规定了这九种身份的人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第二种情况是考试用语的禁忌,不得使用"碍目字""衰飒字"和"纤佻字"。清代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例如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没有赋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和考试的权利;语言禁忌更应该废除等。

摘要： 韩愈《赠张童子序》一文述及唐代乡试问题,历来论者鲜有详察。唐代乡试以明经和进士科为主,荐送名额分配至地方。乡贡明经名额自中唐后下降较大,乡贡进士下降不多。地方解送考试中,县试多半流于形式,州府试执行得较好。乡贡举子身份待遇和名位均不同于平民,这也是众多文人哪怕省试通过的希望不大也要追逐的原因。

摘要： 王尔烈是清朝时期的辽阳人,以诗文书法、聪明辩才著称于世。是乾隆、嘉庆年间有名的"关东才子"。《辽阳县志》称其为"词翰书法著名当世者,清代第一人"。民间更有"东北第一才子"美誉。乾隆十八年(1753)王尔烈在辽阳城参加童试,考中辽阳州拔贡生(即秀才)。乾隆三十年(1765),在奉天省城参加乡试,中奉天乡试第一百八十一名举人。39岁随同好友常纪到北京参加京师会试,未能及第。44岁考中贡士和进士。清廷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侍读。乾隆三十八年(1773),委任王尔烈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并三通馆纂修官,从事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

摘要： 近代贵州乡试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乡试资料及考试内容、书院研究、科举人物及数量、科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整体而言,研究成果比较薄弱,缺乏专门的、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这是今后研究需要突破的地方和重点研究之处。

摘要： 隆武帝在明清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收拾人心,聚拢人才,稳定政权,抵御清兵南侵,宣布在福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开科取士.福京乡试作为隆武帝的"龙飞首科",得到君臣的高度重视.然因郑芝龙等武臣的阻挠,原定隆武二年三月的福京乡试一拖再拖,最终于是年六月才在福京天兴府举行.文章根据大量史料,考知该科乡试主考官、同考官、提调官、监临官等部分职事官之姓名爵里;录取人数则在崇祯十五年所确定的福建乡试解额105名的基础上,"特旨广额七十名",后复试黜落4名,最终选拔录取举人171名.福京乡试开科不久,隆武政权即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覆亡,但其选拔录取的一批科举人才,却对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 现存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保存了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为了解该地区内部以专经为表象的科举竞争实态提供了依据.梳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竞争关系,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格局,经历了由明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独大,至明中期福州、兴化两府争锋,再至万历后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变化过程;二是各地区的科举优势,建立在专经的基础上,如福州专《诗》、兴化好《尚书》、泉州重《易》;三是各地科举人数的消长,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福州、兴化在明代后期科举优势的丧失,源自于漳州、泉州等地在《诗》《易》《尚书》等方面科举竞争力的增强.对闽县与晋江二地《礼记》盛衰变化的考察发现,杰出的科举人才往往能够引领一时风气,带动地方科举的发展.

摘要： 清代四川乡试虽有总督、藩、臬等省一级政府负承办之责,在朝廷制度和省级衙门政令之下,地方州县也需协助乡试,既要负责传达朝廷相关考试政策,服务应试士子,又要派遣书役门斗、阴阳学、医学等赴省帮办闱差,还要摊派各种与考试相关的费用.由于清代州县政府并没有实际上的行政经费,朝廷也没有明确规定乡试之年帮办闱务差役的费用问题,这就成为州县政府对部分政令消极执行乃至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在乡试中实际上扮演者重要角色.

摘要： 明朝乡试共举行了90科。其中,不拘额数录取20科,实行于洪武、永乐时期和正统、景泰间；按定额录取共70科,始于宣德元年丙午科,迄于崇祯十五年壬午科,占乡试总科次的78％。两直十三省是明代举行乡试的基本单位,但实际上至嘉靖十四年贵州奏准单独乡试,这一格局才完全实现。宣德元年全国定额550名,正统五年普增至760名,景泰四年普增至1145名,万历四十三年普增至1287名,崇祯十五年普增至1415名.其中,景泰四年增幅达50.7％,此后则增长缓慢,这是由官缺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各省直相比,增幅呈现不平衡的特点,增幅最大的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合计从最初的15名,最终增至89名,增额近5倍；北直和广西的增额在2倍以上；而南直、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广东、四川、河南、山西、陕西和山东的增额仅在1倍以上。

摘要： @@自明洪武三年(1370)五月首次确立乡试直省录取名额始，解额制度便成为有明一代一项重要的科举考试制度。随着人才的作兴和政治的变动，各地乡试解额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变化之中。就变动性质言，有临时上调、后不为例的非制度性变动，也有变动后作为常制被以后各科所沿用的制度性调整。在变动方式上，有小范围的局部调整与大范围乃至全国规模的变动之区分。而前述两种性质的乡试解额变动在这两种变动方式中皆有体现。其中大范围的制度性调整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更为人们所关注。自洪武三年后，此类变动在宣德、正统、景泰、万历、崇祯时期皆有发生。其中关于宣德、正统时期的变动情况，史籍记载较为详明，已为人所熟知；景泰年间的解额变动，因部分史籍记载得模糊或淆乱，变得相对复杂一些，笔者曾撰《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一文给予辨正。至于万历、崇祯朝的变动情况，史籍载录较少。如人们习惯征引的正德初和万历初分别纂修的两部《明会典》因其成书时间早于这些变动，因而不可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天启、崇祯间俞汝楫所撰《礼部志稿》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史籍也都只记载到万历初年；孙承泽的《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虽提及万历四十三年的解额调整，却只有“万历四十三年概增天下解额”一句简单概括，使后人难以知晓变动的具体情况。清人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对此次变动也有提及，但认为“庆、历、启、祯间，两直隶[解额]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③，从其中所及两京解额的数目看，显然是将景泰七年的解额误作了明后期的调整额。可能是因为万历、崇祯朝解额调整资料稀见的缘故，多数研究者在论及明代乡试解额变动情况时往往只介绍至万历元年。这不仅有碍于对明代解额整体变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影响了以此为依据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刘晓东在利用乡试解额推算不同时期会试比例时道：“由于万历四十一年后概增天下乡试额数，其增长的具体数量笔者尚未见到，因而推算仅至四十一年止。”可见，万历及其以后的解额变动还是一个不被人所周知的问题。实际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曾有概增天下解额的举措，这便是万历朝唯一的一次几及全国范围的乡试解额调整，笔者拟围绕这一问题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