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瘟疫与其他自然灾害或者战争不同,人们往往不知道它发生的原因、结束的时间以及如何应对的方式。因此,它构成一种全方位的认知挑战。更有甚者,疫情期间人们所直接面对的,往往不是山呼海啸和天崩地陷,而是岁月静好中的十室九空;大批人莫名其妙死去的同时,幸免者却感受不到灾难的严重性。瘟疫的世界也许像幕后的世界,一方面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又是那么陌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可以被称之为认知的“陌异性”。它会导致各种深刻的疫情悖论以及人类行为和判断力的悬置。另外,这种陌异和悬置,也会极大地刺激艺术创作,使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使世界变成纯粹的“相”。而瘟疫所造成的视觉距离和世界的“相”化,也许正是所有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心理前提。作为社会认知,瘟疫的平等主义色彩使得它很难与社会正义问题挂钩,导致瘟疫情绪是比较单一的恐惧和不知所措,而不是-般灾难所容易引起的愤怒和社会反思。这也基本限制了瘟疫的社会意义。它一般不会导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革命。而瘟疫认知也往往带有其特殊的认知扭曲、不客观的自我道德确认,以及危险而持久的寻找“替罪羊”运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瘟疫认知是相对保守的社会和个人认知。然而,在特殊情形下,特别是当一个文明接触或碰撞另一个文明,或者当某个文明内部已经存在范式转移的萌芽和条件时,瘟疫的保守主义却又可以直接导致深刻的价值重估,甚至文明的更替。以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为例,它直接激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崇拜、谎言认知等认知转型,极大地促进了近代欧洲的价值和语境重构。而“黑死病”也直接催生了两位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前者是桂冠诗人和古典文献的收集爱好者,也是后世公认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和第一位“现代人”,后者则留下了著名的《十日谈》。所以,要理解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以及对欧洲社会的除魅,都离不开对“黑死病”这一瘟疫的认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