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庄宇在《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撰文指出,1933年,苏联《文学报》上的一篇题为《苏联戏剧创作的方式与任务》的文章奠定了战后苏联戏剧内容高于形式的基调,明确了苏联戏剧艺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导的未来发展方向。国家对剧本的内容有着严格的管理,剧院被视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平台"。之后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的出台,大量西方当代戏剧电影进入苏联,带来了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审美,代表着苏联官方文化解冻的全面开始。这一年,列宁格勒喜剧院排演的西方话剧《电话谋杀案》在广受苏联民众好评的同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苏联媒体首先就该剧所呈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随后,更广泛的批评接踵而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格勒地区在此次文化解冻的实践中并未把握好文化解冻的"程度"及官方认可的"解冻"底线,无论是官方还是艺术工作者都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从《电话谋杀案》掀起的文化风波中,苏共中央意识到文化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最终以党内新的文化政策的出台,确定了解冻的内在边界。列宁格勒喜剧院的兴衰,深受战后1946年到1956年苏联文化政策的影响。可以说,喜剧院的起落在整个苏联时代都非常有代表性,当时多数苏联时期的剧院及创作群体,始终徘徊在"党性(国家性)"与"艺术性"之间。解冻初期的文化现象及这一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导向,对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学界对苏联历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该问题将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