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羊家法至何休始得齐备,“义例”的阐明是解说《春秋》的关键所在。首先,何休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整合提出了“三科九旨”,这一学说历来被视作公羊家的标识。何休“三科九旨”说继承董仲舒等先儒学说,表现在:董仲舒与《公羊传》一样都仅仅将三世用以区分褒贬用辞的不同,何休将三世说理论化为王道由微至著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对个别事件的褒贬刺讥;《公羊传》主讲夷夏之防,董仲舒明确提出三个层次之分,何休将之发展为与三世统一、不断变动的内外例,体现王道的发展;董仲舒的核心是大一统,在元之道落实中,由于四时交替而有三统循环,何休则侧重于立足一王之道上的三统共存。其次,何休使得公羊体系更加清晰明确,严密而有层次:一、常例,即每一类事件如何书写的义例,从中体现褒贬。二、变例。孔子于常例基础之上,另外设置了褒贬的体例,通过日月时、称谓不同程度的使用,或者是通过对常例的违反,体现出对事件或人物刺、讥、贬、绝或隐或善的评判。《春秋》中还有对于特殊人物的讳例,以及对于常例不书的不书例,体现出“《春秋》以道名分”的宗旨。三、《春秋》大义隐藏在前二者之后,是孔子判定书与不书,或褒或贬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