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

摘要： 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旗人间的《红楼梦》传播、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结合旗人内部通婚(极少与非旗人的民人通婚)的制度与事实,指出曹雪芹家族与内务府、王府两方面的婚姻,构建起《红楼梦》在京师内务府旗人、宗室、上层旗人间传播的路径;内务府旗人、旗人上层在《红楼梦》的传播、红学信息的记录、“红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风向标和引领者的作用。

摘要： 薛宝钗是《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之一,倘若在今天,这位有才、有貌、有道德的大家闺秀能在企业里担任什么职务?有几位研究红学的专家说她适合当董事长,我则不这样认为;还有人认为他适合做人力资源部长,这倒值得商榷;有人认为她性格冷僻、有心计,适合做企业里的监察部长,我看也未必合适。

摘要： “苏学”一词古已有之,虽非今人之创见,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更加引人瞩目。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为标志的苏轼研究已涵盖了苏学的范围,但还是有不少人重新拈出“苏学”二字,赋予苏学以当代意义。这大概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从字面上看,“苏学”研究比“苏轼”研究更有广度,容易被人们理解;二是苏学显得高大庄重,一如红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成立了海南省苏学研究会,成为苏学领域第一个以“苏学”命名的学术团体。《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苏东坡与海南历史文化”栏目改成了“苏学研究”,也成为第一个以“苏学”命名的学术期刊专栏。

摘要： 尊敬的胡德平先生、王立平先生、石亚洲副校长,尊敬的各位新朋老友、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应邀参加第二届“《红楼梦》跨文化研究研讨会”。记得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一届“《红楼梦》跨文化研究研讨会”。那一次“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从译介、各民族各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当代传播。这一次与上一次的“跨文化研究”不太一样了,我感觉这一次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跨”得有点大,因为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重要议题:《红楼梦》与数字化艺术,数字经济时代《红楼梦》文化传播的途径、方法及意义。曹立波教授也希望我能就“数字红学”的话题谈一点意见。这是让我一步从“传统”跨到了“现代”,从“传统红学”跨到了“数字红学”。而对于我这样的数字化时代的“文盲”,连手机的许多功能都不会操作,现在一步“跨”了一个时代,那“跨”得何止是大了,而是“跨”出了界。

摘要：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教学之余对《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做过一番稽考,作了几篇解读《聊斋志异》其书的文章,即便算是研究,有所收获,那也是历史的必然、顺乎自然的事情,不必做过多表功。近闻有研究者对比《红楼梦》研究,认为《聊斋志异》的研究尚不如红学深广,这其中自然也寓有期待之良意,就阵势和热度说,也确乎如此。我却有另一种看法:《聊斋志异》研究虽不够热闹,却也少了些无谓的争议和奇谈异说,所谓研究的论著虽少,却是一直走在守正出新、由浅入深的大路上。

摘要： 1921年,初版的《胡适文存》(一集)标志着贯穿胡适终身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正式诞生。从《实验主义》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通过杜威思维术与清代考据学的“嫁接”,实现了利用西方资源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升华。在“科学方法”的洗礼下,胡适得以超越写作于留学前的《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旧红学思路,写出为五四前后中国学术转型建立新“范式”的《〈红楼梦〉考证》。作为胡适治学的根基与核心,“科学方法”其实内在制约了胡适的治学范围。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常规科学共同体选择研究问题的一个准则是选择那些在范式的设定下被假定是有解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胡适的新红学为何始终停留在“著者”和“本子”上下功夫,以至于招来客观代替主观、史学压抑文学的批评。但库恩却主张,常规研究的保守性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范式的潜能,并伴随着危机和反常的积累,酝酿新一轮的科学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或许能对胡适的治学道路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摘要： 吴世昌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尤善词学和红学。吴世昌先生曾在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任教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担任国文系主任,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吴先生在词学方面指出了常州词派的弊端,甚至敢于以充分的实证推翻“豪放”“婉约”的分类方式。在红学方面,先生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曹氏原作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辨析,并在红学的各个大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观点。

摘要： 一提到周汝昌先生大名,想必许多人脑海中都会不自觉地就想到了他的“红学家”身份,似乎周先生“一生只干一件事”——“死啃”《红楼梦》。其实,周先生在红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其广博精深的学识修养。而周先生虽以红学名世,却又不圃于一学之专,于诗词、书法等中国古典文化诸多领城广泛涉猎,以孜孜不倦之毕生努力而在诸多领城有卓著的成就。尤其于书法一道,周老曾自认为在“书学”上下的功夫要比“红学”多得多(周伦玲:《编后记》)。

摘要： 当代大众传媒对专门性学术传播的介入正日益频繁,然而鉴于媒体从业者自身知识架构局限,以及消费市场、商业利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此类介入尤其应当坚持真实性、公平性等伦理原则。内容审慎选择确已达成普遍共识的成果,如果一定要介入学术争议话题,须持中立立场,确保信息来源渠道的全面覆盖,奉献给大众的文化产品必须在信度和艺术效果两方面都经得起市场考验。《曹雪芹与〈红楼梦〉》等红学纪录片在这方面便具有参考意义。

摘要： 苏勇(以下简称苏):曼君导演,在赣剧《红楼梦》即将公演之际,非常感谢您接受《影剧新作》杂志的专访。我们就从《红楼梦》谈起吧。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红楼梦》自诞生之日起就吸引了众多狂热的追“梦”者,文学、政治、历史、经济、建筑、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目光都在这本奇书上汇聚,乃至《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那么,把《红楼梦》搬上赣剧舞台,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