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的相关文献在1947年到2021年内共计337篇,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中国史、史学理论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336篇、会议论文1篇、专利文献25篇;相关期刊172种,包括管子学刊、贵州社会科学、江汉论坛等;
相关会议1种,包括“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等;《竹书纪年》的相关文献由299位作者贡献,包括吴晋生、张富祥、吴薇薇等。
《竹书纪年》
-研究学者
- 吴晋生
- 张富祥
- 吴薇薇
- 杨东晨
- 何浩
- 何光岳
- 何幼琦
- 史念海
- 李民
- 赵光贤
- 侯哲安
- 侯绍庄
- 傅朗云
- 刘仲华
- 刘奎
- 周书灿
- 夏含夷
- 常征
- 张闻玉
- 徐勇
- 朱俊明
- 李仲操
- 李学勤
- 李显坤
- 李正华
- 杜金鹏
- 杨升南
- 杨宝成
- 段连勤
- 王光镐
- 蔡瀛海
- 许晖
- 贾淑婷
- 赵国鼎
- 陈显泗
- 陈桥驿
- 黄历鸿
- 黄晋太
- 丁冰
- 丘菊贤
- 于嘉芳
- 于荣旗
- 付波
- 代夫
- 任俊华
- 何晋
- 何琳仪
- 余君
- 侯良
- 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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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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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师街小学牢牢抓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文化”,实行德智体美的“根教育”,默默进行“书道养根”的“根传承”,时时力行“方正为人”的“根发扬”,让德之根、智之根、体之根、美之根深扎于国小师生心中,培养有根的现代中国人。_、以育人之根,育有道德情怀的社会公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泱泱浩瀚五千年,从《竹书纪年》到二十四史,从老子、孔子、孟子到哲学、史学、文学,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无一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根文化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意识、智慧结晶和精神体现,彰显了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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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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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與李學勤根據清華簡《繫年》説《竹書紀年》原來的體例"不是《春秋》那樣的編年史"不同,本文提出《竹書紀年》墓本確實像傳統説法那樣是編年史。然而,與傳統説法不同,本文論證《竹書紀年》墓本晋紀部分不但不是從晋殤叔開始的,並且也不是以晋文侯、晋昭侯、晋孝侯等晋國正宗諸侯在位年代紀年的,而是從與晋侯敵對的曲沃桓叔開始使用曲沃君主在位年代紀年的。今本《竹書紀年》這一部分雖然表面上使用周平王、桓王在位年代紀年,可是紀年的内容也反映晋曲沃君主的政治立場,因此今本絶不可能是明代僞造的,而應該是從《竹書紀年》墓本直接相承的。本文也提供證據説明今本《竹書紀年》很可能是晋荀勗整理汲冢竹書時候創造的一種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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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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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辅证的历史典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其名望和价值可与《尚书》《战国策》《四书》等古代文献齐名.利用实地考古调查资料,综合历史文献记载,对《竹书纪年》的出土时间、地望、史学价值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考证,对保护文化基因,传承历史文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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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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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辅证的历史典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其名望和价值可与《尚书》《战国策》《四书》等古代文献齐名。利用实地考古调查资料,综合历史文献记载,对《竹书纪年》的出土时间、地望、史学价值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考证,对保护文化基因,传承历史文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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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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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印章在中国文化中较为独特。文房四宝,我以为还应该加上一宝,就是印。印的文化内涵绝不是区区的一枚方章,印章是它的形制,从内涵上说,印是社会信誉的标志。明朝人甘旸写了一部论印的书《印章集说》,说"上古作印以昭信也",一语阐明了印章的社会意义。这句话对于解读中国印的文化精神十分重要,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在上古,印就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上古是个什么概念呢?《竹书纪年》有记,"昔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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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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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渔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我们的先民试着走向海滨,在潮间带及浅水区域进行采集和捕捉,使用的木棍击鱼,设置木石栅栏围鱼,皆可看作是海洋渔具最早的雏形。《竹书纪年》提到夏朝的君主姒芒“东狩于海,得大鱼”,虽未详载捕鱼的工具,但得到大鱼似应是乘船入海,并有了相当成熟的工具。这可看作是海洋渔业有文字记载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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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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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程平山先生的《百年来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比较客观、全面地了总结了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古、今本《竹书纪年》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观点争论,文章建议跳出“《竹书纪年》本身以及将《竹书纪年》条文分离地和其他文献比较”的思维模式局限,作“在翔实数据下的系统研究”,相信“全面系统地研究《竹书纪年》仍会有新的发现”.倪德卫认为今本“完好保存了”“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竹简古书的原貌,以此来重订了夏商两代的纪年,并欲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古、今本《竹书纪年》没有价值者,盖因其所记载的舜继尧位、太甲杀伊尹和益启之争等与传统记载不符,从而判定系后世伪作.显然,如果能够确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话,不但对研究本身更加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使研究更加务实而简捷.因此,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之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把今本与古本的主要不同总结为在纪年方式、舜继尧位和益启之争、“帝王之崩皆曰陟”的表述三个主要方面,其中“帝陟”的表述是今本最大、最显著却又一直没有被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特点,而前两者则反映了今本作者强调道统的思想.本文从“陟”的释义和使用切入,深入剖析韩愈《黄陵庙碑》一文,发现“帝陟”的表述与韩愈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韩愈就是今本《竹书纪年》最初的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