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

摘要： 诸子立言文本具有学派性质,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在口传与书写两种方式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内在的矛盾。礼崩乐坏促使经典的形成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过渡。而进入书写时代的诸子,在力图实现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却仍然重视口传,并把口传作为文本的基本阐释方式,由此扩大了学派文本的影响力,在文化记忆的延续形态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转变的过程中,为学派文本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摘要： 曹丕其人人品和文品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其人品形象矫情自饰,心狠手辣;其诗文情感基调便娟婉约,情谊深挚。现试图从立功和立言的路径差异性给曹丕人品和文品的矛盾以解释。立功和立言本身需求不同,而曹丕对立功立言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倾向性,这些都是影响曹丕人品形象的重要因素。

摘要：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①,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②?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

摘要： 三十多年前,学生问起我的读书生活,我将俗谚“宁吃仙桃一口,不尝烂杏一筐”反用为“愿吃仙桃一筐,不尝烂杏一口”——当时只是表明我对话语产品学术含量的看重。随着文化信息密集程度几何级递增,尤其是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话语生产者”①的学术生态中,我更加执于自己的读书理念:远离水煮学术,精读细读能够为自我“立言”注入思想能量的他人“立言”,《巴赫金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属于这样的高品质文献。

摘要： 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展现了其强烈的文人意识尤其是“立言”追求。毛晋特别标举戏曲之地位,肯定其与经史、诗文有同样的价值。戏曲感染力较强、题材新奇、擅于讽谏等特点,是毛晋践行“立言”追求、认可其作为载体的重要原因。毛晋强调戏曲的教化思想,不仅对教化剧做了特别的安排,还从多层面来阐释教化的具体内容,突出教化过程中的情感融入,以实现化民成俗、教化育人之目的。毛晋亦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使戏曲化俗为雅,达成其“立言”的终极目的,如通过对编选时间、空间及心态的修辞化描述强调戏曲编选行为本身之雅,在版式设计诸方面亦展现清雅之旨趣。通过编选戏曲选本实现“立言”追求并不是毛晋的个人行为,而是明末清初一批有识之士实现名山事业的共同选择,是此期戏曲发展繁荣的原因之一。

摘要：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可细分为“发愤”精神和“著书”精神两个向度。“发愤”精神是对屈赋“发愤以抒情”诗学传统的发扬,“著书”精神是对《左传》“三不朽”文化思想的承继。二者都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激发了讽世抒怀的幽愤之诗,后者推进了积极有为的言志之作。

摘要： 人生有三件事:立言,立功,立德。立言靠天赋,立功靠机缘,立德靠一生看似平淡的坚持。——《冯友兰读书与做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路遥《平凡的世界》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怒胜私故也。

摘要： 宋代雕版印刷的兴起使图书生产变得更加容易。雕印图书的传播优势激起了宋人立言不朽的渴望,而“立言”观的转变更激发了宋人“文传”的热情,进而促进了宋代文集编刊由自发向自觉转变。在雕版印刷的加持下,宋代刻书业异常兴盛,于是图书编刊的专业人才——编辑也就应运而生。编辑的出现不仅提升了图书的内在质量,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图书编刊事业的繁荣。

摘要： 垂范精神体现了中国史学的高洁气质和崇高追求,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学术上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孔子修《春秋》,司马迁撰《史记》,刘知幾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龚自珍写作《尊史》,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等,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垂范精神将史家外化的社会志向和内在的品德修养融为一体,决定了中国史学具有经邦济世、激扬正气、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用和旨趣高远、气象宏大的特色。

摘要： 刘禹锡作为唐代重要的古文家,其文章观念以“立言”为基础,强调文章“致君及物”的政治功用;在创作路径上注重“气”与“道”,重视天赋和性灵;在审美倾向上强调“精微”和“识度”,对形式上的“古文”与否保持冷静态度。刘禹锡的“立言”观体现了中唐士大夫复兴王朝的另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