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

摘要： 穆旦的诗歌写作理念是从“新的抒情”走向“普通的生活”的过程。“新的抒情”是以“情感渗透智力”,着重于诗歌与事件的密切关系,并以“我”的分裂将生命的丰富体验融入时代脉搏;“普通的生活”则是将情感融入日常生活与“小人物之歌”中,取消诗性主体的遮蔽,在自我生命辨认中寻求生命的平和之美。探讨穆旦诗歌中“新的抒情”与“普通的生活”的具体内涵,分析穆旦写作理念转变的原因,从而更全面地把握穆旦诗歌的写作方式。

摘要： 现代诗歌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很强的艺术性,不论对于哪一学段的语文教师而言,选择教学点,确定教学内容,都是比较难的问题。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对现代诗歌的品析鉴赏能力层次不高。本文以统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现代诗歌——穆旦《我看》为例,从语言、意象、音韵三个角度对其进行文本解读,由"这一篇"到"这一类",为现代诗歌的阅读与教学提供抓手。

摘要： “新的抒情”是穆旦写于1940年的两篇分别关于艾青、卞之琳的诗评中提出的诗学概念。在现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将该诗学理念本质化、去历史化的倾向,将此作为贯穿于穆旦诗歌创作始终的风格进行论述。或将“新的抒情”纳入对穆旦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的解释里,或将其笼统地囊括在九叶诗派“现实”、“象征”、“综合”的整体风格内。文章以这一诗学理念为讨论对象,在厘清“抒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穆旦的诗歌创作与具体历史背景,对此概念作“再历史化”的阐释。

摘要： 穆旦在晚年将视角回归身处现代生活的“自我”,对自我生存进行探索。其晚期诗歌呈现了诗人在现代生活中自我不断挣扎的生命体验,表达了穆旦无法对现代性自我进行生存定位的失落之情与对现代社会的失望之情。

摘要： 穆旦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高峰,其语言特色之一就是陌生化技巧的应用。本文以“陌生化”理论为切入点,从错位的秩序、词性的转换、隐喻的意象、句式的杂糅四个方面对穆旦诗歌进行分析,体会在陌生化技巧运用下其诗歌语言带来的审美效果。关键词穆旦;诗歌;陌生化□文/陈楚玥俄国形式主义者从语言学出发,重视语言结构内部研究,更能凸显个体人对于生命的思考与追问。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著名的诗学

摘要： 在袁可嘉1940年代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着民主话语和现代主义诗歌话语的二重奏和“话语协商”,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追求民主的中国现代主义。与占据主流的左翼民主诗歌不同,袁可嘉提出了民主文化的概念,作为连接诗歌话语与民主话语的中介。他认为民主文化比民主政治范围更广且更有价值,因而建议从对民主政治的热衷转向对民主文化的培养。在袁可嘉看来,民主的诗歌抑或作为民主文化的诗歌也需要现代主义的“难度”设计。然而,“晦涩”的问题与现代主义相伴始终;在政治民主被缩减和替换为文化民主时,“民主文化”本身也可能不得不是“晦涩”的。民主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被遗忘的文化身份,而“晦涩”则是这种关联民主与诗歌的另类方式的文化命运。

摘要：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一流诗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对穆旦的诗歌创作影响至深,塑造了他"孤独与受难"的精神表征。凝聚着诗人心血之作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深刻传达作者对战争的记忆和对生命的思索,体现了诗人对现代化世界中战争-创伤-和平的无奈沉思;穆旦对自然、生命与战争之关系的艺术探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人情感认知意识和改造中国传统诗歌的现代主义精神。

摘要： 外表文静好深思的穆旦同时又有坚定的实践品格,与许多安于书斋生活的师友相比,他更倾向于在行动中体验、反思。这一品性使得他对时局的参与带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同时他始终维护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所以即便他渴望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中,其创作仍然是一种独唱。尽管穆旦自认为找到个人性与社会性融合的路径,但实际上长期处在二者互相冲突的关系中。可贵的是穆旦从未逃避,而是在坚忍毅行中直面和担当此中的紧张、复杂、矛盾和痛苦,这种状态赋予了穆旦诗歌深刻的本土性。

摘要： 穆旦用诗对苦难与压迫作着最直接的反抗。他的诗以思想铸就名句,在公共历史空间为诗学补充着一个新维度,在生活与社会环境中凸显个性的尊严与美学追求。诗人自身也如王国维所寄寓的,成为一个"不忘天职"的诗人。从穆旦身体里发出诗性的声音,是心与词语建构中对社会与公共空间作出放大的人民性的强烈表达。它是精神超越,也是历史性突围。诗人以文本中的思想,竖起中国现代诗的新碑。作为仰望星空式的中国现代诗的开拓者,穆旦在思想之诗与词语探索中,让中国现代诗实现了升华。

摘要： 1939年前后,穆旦的写作发生了一次明显的由"青春期"向"后青春期"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像一般研究者判断的那样,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仍然存在于穆旦的写作中。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在客观上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很好地综合了"理性"和"抒情"。穆旦以《赞美》为代表的一类诗,实际上只是浪漫主义的变体,而以《春》《森林之魅》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则更重"有理性"地抒情。穆旦并没有也无法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将自己的文学表述熔铸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诗的现代性认识,于40年代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绽放后,在穆旦身上便不复存在。由于一个真正的"思想的主体"的缺席,以诗来真正表达一个时代的任务,其实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摘要：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评价卞之琳诗集时提出的诗学观念,这不仅是对三十年代发展至“巅峰”的“知性诗歌”的一种回应,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诗人作为“个体”对时代精神与个人经验、现实状况与诗学理论关系的思考.包含了穆旦在四十年代寻找到的一种存在于诗歌与政治间的弹性关系,更是其对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大胆构想.这一诗歌观念的提出与实践都是穆旦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境遇下的思考,而非一种具有“先验性”的书写,于是从“新的抒情”的提出到实践,再到“再突破”,其内涵不断深化,诗学美感也呈现出多重样貌.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内,“三千里步行”与“中国远征军”经历都成为穆旦人生和诗歌的转折点.

摘要： 毫无疑问在穆旦的诗歌历程中,走向西方,向西方诗歌学习,是他诗歌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向度.其中“奥登风”对穆旦的影响不仅是持续性的,而且也是致命性的.但是,在穆旦的后期诗歌创作中,奥登的“法律意识”对穆旦影响又是创造性的.正是“法律意识”这一重要因素的介入和滋润,造就了穆旦后期诗歌的独特风貌,体现出一种“穆旦风”追求.

摘要： 一份理想的史料运用图景，应包括史料的较多发掘与广泛来源，同时，应注意对史料进行甄别、认定，区格史料的属性。把握史料的时间性或历史对应性。以穆旦研究实践为例，除了第一手材料的充分运用外，第二手材料也大可发掘，它不仅能呈现相关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更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其中，“偶然性”与“可能性”、“时代语境的效应”、穷尽式发掘与择要述之等等，都是富有意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