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

摘要： 安徽当涂的夏炘和浙江义乌的朱一新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批评,主要是为了纠正戴震对于程朱理学的误解。在他们看来,无论戴震或是程朱,都反对以意见为理,同时,程朱要遏止的“人欲”,只是“贪淫之欲”,而戴震肯定“人欲”,同样是要排斥“贪淫之欲”,二者是一致的;而且,戴震讲“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夏炘、朱一新则更为强调“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必须要克除私欲,应当讲理义,更为接近程朱,而与戴震既有相同亦有不同。此外,他们还认为,戴震讲“血气心知之性”,实际上只是讲朱熹所谓“气质之性”,二者亦有相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批评戴震的同时,也承认程朱并非“字字句句尽得圣人之意”,不否认有其不足之处。显然,他们对于戴震的批评,更多的是就戴震理欲观与程朱理欲观的比较,论证二者的一致与相通,既是对程朱理欲观的肯定,也是对戴震理欲观的肯定。

摘要：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摘要：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也就是说,个体在心体消沉、不显的情形下,单凭具身—知觉的经验不可能实现与他人共在伦理生活。这就意味着,身心空间虽然存在,但是却为主客二分格局,进而心体局限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如此,无论公的意识多么强烈,都无法构建起“人我”一体的世界图景。这威胁着儒家工夫论所依循的德性的实践意义。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

摘要： 学界关于《西铭》主旨的探讨争讼已久,以"理一分殊"说为主流观点."理一分殊"首现于杨时、程颐关于《西铭》主旨之争辩中,学界对此更多赞扬程颐而批评杨时未真正理解《西铭》意旨,对杨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缺乏深入考察与同情之理解.杨时与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杨时侧重于道德践履和工夫论层面考察分殊之维;程朱多从本体论和宇宙论层面考量"理一"与"分殊"之统一关系.船山以"天亲合一"新诠《西铭》之旨,消解了杨时、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从而为《西铭》主旨之诠释提供崭新的路径.其诠释理路背后不仅蕴含着追求圣人原意与反思程朱理学的双重学术关怀,亦包含注重实践进路的现实关切以及复归原始儒学之价值指归.

摘要： 宋代礼制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祀高禖这一礼仪活动自古以来需要男女共同参与,而宋代高禖礼中出现的男女分祭现象,使皇后不再能出官门行礼.综观其他的赵宋皇家礼典和礼制,出现的诸多变化,很明显受宋代礼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重内外之别、强调闺门之礼的特点.宋代理学的兴起也受这一趋势的影响,理学家从关心社会政治出发,致力于维护礼制秩序,一方面建构了天道性命合一的形上义理体系,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上探索系统可循的礼仪规范以满足士庶群体的需要.然而理学家以天理释礼,用义理的绝对化来裁损礼仪,对君主、士大夫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对女性的要求,给宋以降的明清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后世的批评直接针对理学和理学家,而往往忽视了其理论建构的礼制背景.

摘要：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代.宋代理学是宋代的主流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思想体系.对宋代理学精神内核进行辩证思考,能让我们从宋代理学精神内涵的整体、联系、矛盾运动中去分析研究的对象,不仅能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宋代理学精神内涵,而且能让我们对宋代理学精神内核的研究视角更开阔.依据辩证思维,以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研究对象,对宋代理学的精神内核进行辩证思考.

摘要： "清虚一大"集中代表了程朱对张载《正蒙》思想的批判。《正蒙》在论及神、太虚、气时多言及"清""虚""一""大",但张载并未连用过"清虚一大"一词。在二程看来,太虚是张载思想之本体,但这种本体偏滞于清虚,混淆了形而上下,道器不辨,不具有真正的本体义。二程捻出"清虚一大"一词,实际上是对张载《正蒙》所论太虚本体的讥讽。朱熹在此问题上亦步亦趋追随二程批判张载。在程朱看来,道体兼清浊、虚实、阴阳,虽不离气,但也不杂于气,同时又是根据因与"所以然",这样的话,唯有"理"才是真正的本体。张载论清、神、虚、气关系时,固然有逻辑上的不圆满处,但实际上,如果内在于张载思想体系,全面来看《正蒙》的话,神化才是其思想纲领,其本体是神,清虚一大皆为神之属性,此清虚为本体绝对之清虚,贯穿于经验意义上相对之清浊虚实。二程试图以"清虚一大"为把柄,从根本上否定《正蒙》思想,此不足为训,无损于《正蒙》后来成为中国思想之经典。

摘要： 理一分殊作为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通过万殊而一贯与一统而万殊两方面,既确立了理的形上本体地位,更使本体理的体认有了下手处,即格物穷理.尤其是后者,一定意义上使儒墨、儒佛之异得以彰显.这一命题具有勾连形而上下的结构性的重要作用,使程朱理学与孟学之道统承继得以体现;也使儒与墨、佛之异、儒家之独特价值得以彰显.理一分殊的这些特点直接促使现代学者(如刘述先)探索儒学如何在当代创造性转化,从而为在当代社会建立低限度的普适伦理提供理论依据.但同时也需辨析,这种探索是否已偏离理一分殊之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