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

摘要： 大连市高新园区玉龙社区开展主题为“墨拓古韵纸留香祥瑞纳福年味浓”的年画拓印活动,让社区居民在喜迎新春佳节的同时,还能够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拓印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门神、财神和福字的木雕版上,均匀涂一层油墨,再用拓印工具“木蘑菇”进行拓印,不一会儿,一幅幅承载美好祝愿和期盼的传统门神、生肖虎等年画和福、平安、喜乐等新春吉祥语便制作完成。

摘要： 永乐时期塔影赋现存高得旸《灵谷寺宝塔影赋》与郑棠《塔影赋》两篇,皆为永乐五年灵谷寺普度大斋的赞咏颂歌,赋文本中塔影书写的理解困惑源于小孔成像的光学现象。借助藏传佛教的诡秘神异与文学颂美的夸诩装扮,原本吉凶不定、阐释多变的塔影异象被塑造为上契天心、圣孝瑞应的完美祥瑞,以达到朱棣强化皇权、构建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目的。宗教因素在塔影祥瑞的生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与文学的互动碰撞推动了神性转移的完成,朱棣帝王圣君的形象逐步确立,同时也使明初文学的书写题材与角色定位受到影响。塔影祥瑞的背后生动鲜活地体现着永乐时期文学创作的颂圣主题与揄扬风潮。

摘要： 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在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政权呈现出对汉族文化学习与模仿的特点。从昌黎时代起慕容氏统治者开始逐步改变鲜卑族原始的信仰,转向两汉时期神化的儒学,运用祥瑞、符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政治相结合,为其政权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的。通过天象的解读,预言吉祥与灾难,用术数化解灾异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固统治。在诸燕统治者心中,借助儒学的神学思想,把自身塑造成顺天意的政权,才能得民心与争夺天下。故而,代表了天道与天命的儒家神学成为诸燕统治者崇尚的政治文化。

摘要： 芝草是唐宋时期官方史料中十分重要的祥瑞品目之一,而宋代对芝草祥瑞的记录无论是频次还是数量较前代均有显著增长。梳理发现,唐宋时人们虽然已经对真菌有了一定认识,并且掌握了构菌、茯苓等大型真菌的种植方法,但尚不能人工种植灵芝。现存文献中留存的动辄数万本芝草祥瑞的记载,多是偶然所见或人为伪造的结果。

摘要： 祥瑞是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祥瑞基于汉代“天人”观念正式生成,其作为“意象”应释为“天人意象”。从汉代历史看,祥瑞意象全面表现于当时社会的时间、空间、礼仪三个维度:第一,祥瑞意象是汉代时间即历史叙述的主要标识,这使汉代历史具有想象与审美的特点;第二,祥瑞意象在汉代空间经验中既涉及平行维度(都城选址、宫殿命名、结构装饰等),又涉及垂直维度,即通过高台建筑与郊祀诗呈现祥瑞意象在“天”“人”之间的游移性;第三,祥瑞意象贯穿汉代封禅礼过程和朝贡体系,建构了当时社会灵光辉映的天下观念。据此可以看到,一个以祥瑞意象为主题的汉代美学时空最终得以呈现,这不仅有助于汉代美学研究真正成为与其时代精神更相匹配的形式,同时也为洞察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美学思想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摘要： 上寿之仪起源于先秦,至汉大兴,成为君臣宴飨场合中臣为君寿的指称。上寿时多伴有上寿文辞,先秦文献对上寿文辞的记载往往从略,至汉始多,至明徐师曾、贺复徵始为其辨体立目。汉代上寿文有骈散结合和散文二体,前半言事、陈述上寿背景,后半为祝酒辞,文章有规有诵。上寿文的生成虽依托于上寿场合,但文章宗旨往往不在于上寿,其本质是汉儒利用上寿场合,运用话语权表达自己立场、主张的“臣语”。汉代上寿缘由很多时候与祥瑞有关,汉儒利用上寿进行祥瑞书写,为帝王受命、进谏帝王提供更多的话语支持。汉儒通过上寿,既用宴飨礼仪稳固君王权威,又借机表达自己主张,是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摘要： 日藏写本《天地瑞祥志》中征引了数量可观的诗赋颂赞类文学作品,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诗赋颂赞大多转引自《艺文类聚》,并且具有特殊的位置关系,这有助于研究《天地瑞祥志》编纂的材料来源,对研究其编纂者身份也大有裨益。编纂者以注文形式对《招魂》作政治灾异论的阐释,又从“瑞祥”角度征引诗赋,思想上具有“祗承谴诫、预避灾孽”的讽喻用意,这一点区别于简单为文的目的,但是对诗文材料的甄选和全书的整体编排又呈现出体例标准不一的情况,这暴露出了编者萨守真对传统中国的灾异祥瑞学的理解困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和不通达之处,从而也可证明萨守真并不是中土唐人。

摘要： 拼画:祥瑞仙芝材料:灵芝、香菇、海鲜菇、羊肚菌、金耳、竹荪、银耳等七种食用菌子实体。规格:2.8 m×3.2 m释义:用灵芝等7种食用菌子实体做拼画材料,按照中国画风格构图造型,用鹿角芝制作题款和印章,创作了一幅2.8 m×3.2 m具有中国画特色和意境的“祥瑞仙芝”画,表达了“一朵仙芝五色开,轮囷都是吉祥材,甘棠自茸留遗爱,瑶草于今展异彩。”的古诗意境。

摘要：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汉武帝歌诗时,将《汉书·武帝纪》所载部分祥瑞歌诗归入“郊庙歌辞”《郊祀歌》而作者“阙名”。按语解释较为含混,也不合“凡例”原则。“阙名”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辑录诗歌时作者归属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武帝歌诗创作具有复杂性,三是诗歌“命作”制度和“代言”性质及其隐含的纬学话语方式对诗歌作者归属的影响。依据“凡例”规定和归属逻辑,《武帝纪》祥瑞歌诗应别录于“武帝集”。

摘要： 汉代文物中有许多以羊为主题的图像。这些图像既体现了时人的升仙思想、吉祥文化、孝悌观念,也反映了汉代发达的畜牧业。对这些羊图像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