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

摘要： 《钻石和女人》是叙利亚女作家丽娜·哈桑以20世纪初法国委任统治期前后为时代背景而创作的作品。小说聚焦移居拉美国家的叙利亚人民,关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女性境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许多边缘化的女性形象,其中有深受殖民和男权双重压迫的女性,也有迫于无奈出卖自身身体的女性以及敢于反抗、追求自由的女性。小说借贯穿全文的“钻石”这一美好事物的象征,呼吁女性突破传统社会男女不平等格局,构建一个相互理解、积极对话的新型男女平等关系。

摘要： 传统中国社会建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制度。明清时期,男权性别制度发展到顶峰,女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身束缚和性别压迫,女性参与诉讼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决定了女性在人格上从属于男性,女性的诉讼权利是有限的、不完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空间区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之“内”而参与诉讼这种家“外”之事。在“严男女之大防”的性别观念下,女性外出参讼,置身于陌生男性之间,面临着严重的贞节风险。男权社会对女性忠贞、敬顺的角色期待,也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参与诉讼。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和阻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一个缩影,强化并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摘要： 《冬天的故事》具有鲜明的地理空间与地图意识,戏剧的情节推进与人物身份识别随着地理空间与地图背景的转换而完成。对其中的两大地图背景西西里和波西米亚不能做简单的二分法,以文学地图学批评方法考察,两者实质上都是极端男权代表詹姆斯一世形象的隐喻投射。剧中男性对女性权力空间的限制与排斥影射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男权复辟过程中性别秩序与社会结构的毁灭与重建,女性权力空间在夹缝与隐蔽状态中消解。剧中女性的回归与复活则展现了女性权力制图与权力空间的再生产力。通过将戏剧文本置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可以见出莎士比亚隐喻地表达了其对詹姆斯一世王权的焦虑。

摘要： 《送我上青云》是一部让观众倍感复杂的电影。其复杂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院线电影,它揭开了一些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话语,对历史造就的男权给予批判及质疑,男权的规范经过历史的筛选成了具有合法性的规范;另一方面,电影依然在男性的视角下探讨女性的生存与出路,其本身的“女性视点”依旧是模糊、含混的。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认为。

摘要： 以往学界认为明清律法所规定的女性犯奸去衣受杖源自元代。但实际上,女性犯奸去衣受杖在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之前既已存在。去衣杖罚犯奸女性并非蒙古旧制,而是援用金代法律的结果,女性犯奸去衣受杖可追溯至金代。金代继承了秦汉至唐宋女性犯奸处以徒刑的主流做法,但在金代徒刑必须附加杖刑,才使得女性犯奸去衣受杖有了产生的可能。同时,历代有关对女性受杖去衣与否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女性犯奸行为的从重从严处罚,为金代法律规定女性犯奸去衣受杖准备了条件。在官方话语中,去衣杖罚犯奸女性是因其不知耻,实质上是因女性犯奸突破了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性别秩序。区分女性受杖去衣或不去衣在立法技术上是一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女性的廉耻和体面。但在明清司法实践中,女性犯奸去衣受杖使女性群体遭遇了种种羞辱和虐待,成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欺压。这种惩罚方式的非人道性也使国家刑罚丧失了其应有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摘要： 健身是当下最受大众关注的一项运动.在健身中,女性对于身材有着理想化的标准,这些理想化的标准本质上是来自于社会上男权审美霸权的压力.而男性对于身材的审美建构也同样有部分来自于男权审美下的影响.社会目前的审美,严格意义上是有部分来自于男性,应该实现女性身体审美自由,让女性自己做主,维护身体应该有的价值和意义,建构起真正属于女性的身体审美观.

摘要： 电影《自梳》讲述了自梳女意欢意外与救自己的妓女玉环相识相知相爱,又迫于战火与其分别五十年的故事.电影描绘终身不嫁的自梳女群体,她们从把握婚嫁权利开始立志摆脱男权操控;在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悲惨遭遇中,女性群体互相依赖与救赎,追求新的生活;并进一步深入女性群体对自由精神情感世界的追求,对相知与相守情感的向往.从多角度多层次出发,记录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备受压迫但是积极反抗的女性群体,完成对女性意识的多维度与深度表达.

摘要： 时隔五年,娄烨携带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回归银幕,在这部电影里依然延续了娄烨导演一贯的电影风格,用散漫游离和飘忽不定镜头记录下了社会现实,并且采用独特的叙事视角,对人性深处的精神欲望进行了探索,影片也成功塑造了林慧、连阿云、小诺三位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

摘要： 《秀拉》中的夏娃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却是一个引人注目个性鲜明的形象,可以说她是老一辈黑人女性在小说中的代表。在个人的意识中既有受制于时代的束缚又有不甘命运摆布的抗争,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其抗争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但这样的救赎之路给后来者提供启迪和借鉴。

摘要： 电影《我的姐姐》讲述了一个长时间缺乏父母关爱的姐姐安然,在父母双亡后陷入了扶养弟弟安子恒与追求未来的两难抉择.细腻感人的亲情故事中充满了社会、男权与女性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有关女性主体的受损与贬抑.本文从"在场性"出发,审视安然所遭遇的在场与不在场的主体控制;在男权与女权的相互关系中,剖析男权对女权的主体与独立压制;并以社会认识为出发点,呈现安然在社会掠夺与压制下对主体权力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