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摘要： 自《淮南子》将“水冰”之喻引入生死之辨后,王充、张载与船山都对其进行了义理阐释,形成了严密而系统的气学脉络。王充以“水冰”有别喻生死不同:生如水凝为冰,死如冰释为水,生不能不死,如冰不能不释,死后不再有知,如冰释不再为冰。这一说法批判了谶纬迷信的流行泛滥,同时也遗留了宿命论和价值根源缺失问题。张载借“水性”喻人性:水凝冰释而水性不变,人有存亡而人性不灭。人性源于太虚之气的良能妙用,所以是“天人一源”。通过体用论的建构,张载弥补了王充学说的缺陷,但也留下了身心问题有待解决。船山借水之“常体”与“常体”之变喻太虚之气与人:“常体”之变是太虚之气的自我运动,其背后不存在超越的主宰者,其“变”即冰形成后,寒之性在其形质之中。同样,气凝聚为人,人性在形质之中,由形质而成。船山是系统阐释“水冰”之喻并解决前人遗留问题的集大成者。从“水冰”之喻的阐释过程看,气学发展逐渐走向严密化、系统化和体系化。

摘要： 王充是汉代著名的学者和哲学家,他的《论衡·雷虚篇》于汉代谶纬盛行的背景下诞生,对汉代流传的雷神信仰进行了客观辩证界定。王充以雷的自然本质、雷神与鼓的联结、雷神有翼作为论点,批驳当时人认为的雷为天怒降罚之说,直指其为妄言。王充否认雷为天罚说,实质是否认雷异之象与人事的关联感应,批判汉代儒学神化思潮下的灾异感应思想泛滥对官民的不利影响。

摘要： 在汉代神学目的论及神鬼之说、神仙方术流行的情况下,王充《论衡》继承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阐述其以自然元气为基本哲学理念的生命本体论,认为人类生命是万物的一种,生与死体现了物质发生与消亡的基本规律。秉持这种基本观念,《论衡》在《道虚》《论死》《订鬼》《言毒》等篇中,辩说历史上各种有关鬼魂与神仙传说的虚妄性,反复论证生必有死、死后无鬼、修道不能成仙这样的观点。为了唤回人们的常识理性、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论衡》采取繁复、周密的论述方式,并采用"荴露"即明白易懂的行文风格。这其中体现了朴素的科学实证精神。王充的生命思想,无论从其基本理论还是论证方式上来说,都达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生命观的高峰。

摘要： 王充的真实身份并不仅是以往研究中指出的“文人”,而是融“儒生”与“文吏”为一体的“士大夫”。其身份的复合性体现为《论衡》文本主题的多样性。《验符》篇是王充援引文书进行文章写作的明证,汉代文书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王充的士大夫身份使其拥有阅读文书的权利,也是其征引文书的前提。随着时间的延伸,王充对基层文官的身份已经由排斥转为认同,而他对祥瑞态度的先抑后扬,既是其文本主题由“疾虚妄”到“颂汉德”转变的体现,也是其身份由“儒”到“吏”转型的反映。王充的复合性身份是汉代文士的常态,这是秦汉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重要前提。

摘要： 王充赋论集中体现为对汉赋语言、内容、功能的评价,皆是其实用精神的反映。基于官吏视角,王充认为汉赋“弘丽”语言有碍主旨表达,并与儒家文论“讽谏教化”精神相乖离。“浅俗”文风既是王充应对汉赋“深闳”的言说举措,也是其身份的话语表征。汉赋文本“凭虚”建构,汉代赋论疾虚若仇。王充对汉赋“虚夸”的批评是其与汉代经学语境相依违的典型体现。王充赋论中蕴含的“国德”意识,既是汉赋“由讽转颂”转向的体现,更是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

摘要： 汉时“三命”论盛行,并一度被认为是“天”福善祸淫的结果。面对现实中好人得祸、坏人得福的悖论,王充提出“命定论”的思想来驳斥正命、遭命与随命,指出一切皆由命定,与德行无关。事实上,这种“命定论”却并非消极的宿命论,只不过是王充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对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偏见与不公平进行纠正的思想武器。他所反对的只是以天人感应说为立论根基的“随命”论思维方式以及在“随命”论影响之下的人才选拔或评判标准,而不是“随命”论的思想内核--即善人得福、恶人得祸。因此,王充看似通过对性命的区分,将“德”与“得”分离开来,实则是以此种讽刺型的针砭时弊的方式在呼吁着二者的理性关联。

摘要： 班氏家族的丰厚藏书拓展了王充的学术视域,是王充能够建立其独特思想体系的重要契机。洛阳书肆对王充同样影响深远:一方面,它急剧扩充了《论衡》的篇幅,使后者成为辑佚、校勘周秦两汉文献的渊薮;另一方面,由于王充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海量未经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体现民间文化形态趣味的材料,遂令《论衡》呈现出“文重”“形露易观”“不能纯美”的文学风格。返回会稽后的吏员生涯令王充得以寓目诸多乡邦文献及与职务相关的各类图书,这些书籍拓展了王充的实务知识,丰富了《论衡》的写作素材。

摘要： 王充是东汉时期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少年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王充竭尽全力奉养母亲。后来王充到了京城,进太学学习,拜当时著名的学者班彪做老师。他喜欢广泛地阅读,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因而进步很快。

摘要： 在中国法理学的演进历程中,王充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法度概念的建构上。王充憧憬的法度包含了两个子概念:秦国式法度与魏国式法度。其中,秦国式法度亦即“强国之法度”,其主要内容是严刑峻法,其功能主要是富国强兵。魏国式法度亦即“弱国之法度”,其主要内容是德礼仁义,其功能主要是道德感召。在王充看来,这两种法度都不足以表达法度概念的完整内涵,因为它们各有所短。完整的法度应当“德力具足”,应当是德与力的结合。按照王充的叙述,由德与力结合而成的法度,可以在儒家、法家、道家三种思想谱系中找到相应的法理依据。更具体地说,儒家的人性论、法家的功利论、道家的自然论,都可以为“德力具足”的法度概念提供法理支撑。当然,在儒、法、道三家之间,王充对儒家的理据有更多的依赖与认同。

摘要： 王充以造论著说定位自己的写作,这种著述意识的构建,源于他对汉代子书体式变迁的观察。他在批评已有子书的基础上,明确“论”的独特性,但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所作之论只能归入子书中,其著论也成为东汉子书的典型创作模式。他时或将造论著说区别于上书奏记,时或又混淆二者,也体现了随着子书著述的专门化,书奏之文在子书中逐渐边缘化并最终被剥离出去的过程。以作论为己任,同时又将之与其他著述方式分合不定,王充鲜明自觉而又层次复杂的著述意识,是汉代学术变迁的产物,既反映了子书的分化及其创作的日趋专门,也对认识集部的产生有参考价值。

摘要： 罗马帝国早期的重要学者琉善与中国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皆具有战斗的理性精神和对宗教批判的态度,也都生活在信仰与政治深刻交融的古代世界.对比二者的宗教批判思想和个人经历,在世界古代史的视域下考察古代东方的思想空间,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环境提供了新的外在标尺,让我们看到:王充在东汉时期获得的思想空间,不亚于琉善在"理性自由时代"的罗马所拥有的.汉代文人的思想还是享有一定自由的.

摘要： 王充是"太平盛世"的"边缘文人",有着独特而强烈的身份意识,其"边缘文人"身份承载了来自帝王和士人的独特的双重焦虑."边缘文人"身份是审视王充及其《论衡》的一把钥匙.不论是《论衡》的思想内容还是理论策略,都与其"边缘文人"的身份意识密切要关.《论衡》"疾虚妄"的目标是主流知识界,而不是专制王权."灾异论"与"符瑞论",系统地成就了王充"为汉平说"的"颂汉"工程.籍此,《论衡》集中体现了王充的人生理想,即边缘文人的"御用文人梦".然而,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王充的"御用文人梦"最终只是一个"梦",不可能实现.

摘要：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史学思想颇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崇真实，疾虚妄，“立真伪之平”，确立纪实为史学第一要义。rn (2)反对崇古卑今，强调今胜于古，主张写当代史。rn (3)推重司马迁“少臆中之说”，是“书汉世实事之人”，以其为杰出的历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崇尚实录、重点写当代史的优良传统，为构建司马迁“实录”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丰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 本文讲述了东汉王充《论衡》一书紧密联系当时社会风气,从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入手辨析讨论了若干重要问题,'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论衡》一书成为研究汉代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经典文献.《论衡》卷第二十三《言毒篇》讲述毒物与中毒辩证关系,史志诚先生研究《言毒篇》后充分肯定了其科学价值，《论衡·言毒篇》的毒理科学价值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论衡》言毒并非仅限于《言毒篇》，分析了汉代毒物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总结了汉代毒理知识建构于阴阳五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