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

摘要： 目的:探索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和心理困扰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中的多重中介效应。方法:选取995名贵州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使用自我隐瞒量表、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污名量表、心理困扰量表、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态度问卷简版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心理困扰呈显著正相关(r=0.433、0.479、0.511,P<0.01),三者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呈显著负相关(r=-0.356、-0.197、-0.197,P<0.01);建立以自我隐瞒为自变量,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为因变量,心理困扰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方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χ^(2)/df=3.984,GFl=0.994,AGFI=0.976,NFl=0.989,CFl=0.991,RMSEA=0.055)。结论: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中介效应显著,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和心理困扰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

摘要： 本文综述了过往污名对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影响的研究,发现污名主要通过公众污名、自我污名以及连带污名3种类型对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产生影响。虽然这3种污名产生影响的路径不同,但最终都会使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变得缺少社会支持,体验到更多负面感受,且可能会拒绝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最终干扰其病情康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污名对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的影响更甚。本文还梳理了过往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可以探索的方向。

摘要： 大众对传染病的认知有限,故疾病相关污名在疾病流行期间剧增,(疑似)患者、患者家属、相关医护人员等常被贴上“标签”.不仅影响就医,而且相关人员常受到歧视,增加了疾病防控难度和疾病负担[1].为了解疾病相关污名,常需要专门评价工具从不同涉事人员的视角测量.目前,有关疾病污名研究主要集中在艾滋病、精神病等领域[2],对呼吸道传染病的污名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对现有呼吸道传染病相关污名评价工具系统梳理,为相关研究在评价工具选择、发展与应用等提供借鉴.

摘要： 基于方便取样法,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和心理疾病污名语义差异量表,对46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在读大学生共情能力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污名程度的关系。发现大学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受到其对精神疾病的熟悉程度和共情能力的影响。为减少对精神疾病病人污名,应加大对精神疾病的普及宣传、有针对性地提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共情能力。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但在参与企业经营与管理方面仍存在着极大的完善空间。本文探究了女性领导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的“玻璃天花板”困境,以及污名与玻璃天花板、女性领导占比不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污名→玻璃天花板→女性领导占比少”的职业发展困境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

摘要： 抑郁症承受了许多污名,包括被人视为软弱、矫情的表现,容易在生活或工作中受到歧视。抑郁患者也易出现病耻感,觉得得了抑郁症不好听、不光彩。实际上抑郁症是一种疾病状态,它伴随着生理上的一些改变,和其他疾病一样,在恰当的治疗之后,症状是能够缓解的。很多人认为抑郁症是心病,心病还须心药医,抗抑郁药会让人变傻,不能吃药,吃了也没用,只要注意避免刺激修身养性就好了。

摘要： 运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污名化现象进行调查,在解析污名内在本质的基础上,阐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特征,即污名内容日益泛化、污名方式日趋多样化、污名风险日渐加剧.基于传统儒家文化视角,深入反思人们在重大灾难面前的认知态度和去污名化的内在心理机制.在全球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普世的伦理思想对于现代人正确审视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改善人们内在精神需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仁民爱物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人们反思公共卫生危机、推行人性治理、寻求美好生活的一面文化之镜.

摘要：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摘要：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摘要： 我国超重肥胖人口规模已超3亿人,日趋增加的肥胖污名化现象易导致体重歧视,将不利于共同体社会的构建.研究借助涉身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肥胖污名产生的社会根源、个人内化机制、负面效应因素等问题进行梳理.肥胖污名的外溢性作用可对个体、群体乃至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他者建构的肥胖者形象会引起污名的外在规范效应,而自我意象认知则不断内化肥胖污名的负面作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引领下,需要提升个体与群体的身体素养、健康素养、体育素养等综合素养水平,尤其是需要关注青少年儿童这一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