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殷周畿服及相关制度问题的澄清直接关系到对中国早期文明及三代国家政治的正确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综合考古材料、古文字资料与文献史料,系统考辨殷周内服、外服的制度变化与时代特征,揭示与畿服相关的邑、国、方、城、都、附庸、邦家等制度的本质内涵与发展历史。内服是由大邑为中心所形成的王畿,西周金文称之为“内国”;外服本由分封诸侯之“国”所建立;而“方”则指与王庭关系疏远的、位居诸侯国之外的边鄙蛮貊地区。内服与外服构成了以王庭为中心、以诸侯国拱卫藩屏王庭的邦家——王朝,而四方蛮貊的归附则可成为王朝新的外服。殷商外服仅具侯、甸二服,西周早期发展为侯、甸、男三服,至西周晚期形成侯、甸、男、卫四服。而晚世文献所见之外服蛮、要、荒则由方伯蛮貊归附于王庭所形成。王庭独取邑制本不具有城垣,这不仅体现了王邑对传统族邑制度的继承,而且反映了王庭教命广播及远的需要,当然更由封建诸侯拱卫王庭的义务所决定。王邑制度随着王室的衰微与诸侯的强大于西周晚期有所改变,王庭开始筑城以自保。诸侯的政治中心或取邑制,或取墉制,其名曰都,义即都会。城墉以墙垣为制,具有军事防御的鲜明特征,其位于与方蛮接壤的地区,或作为诸侯之都,或拱卫附属于都而为附庸,故附庸之本义即为附属于诸侯之城墉,西周金文通作“仆墉”,即见其本义。本文的基础性研究以正名为先,穷究畿服及所涉及的制度之源,不仅有裨于先秦政治史的探索,而且也有助于对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