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

摘要： 唐代武后时期的明堂乐章是唐代唯一付诸明堂祭祀实践的歌辞,与唐朝前及贞观时期的明堂乐章在篇章结构和措辞用语等方面均大不相同,其异变之处既是武后朝礼乐改制的体现,也是武则天出于政治上自我宣示的考虑。《皇嗣出入升降》这一篇章的增加,是武后集团与李氏集团斗争的体现;乐章结尾增加的宫、商、角、徵、羽等五音之章,也折射出武后不泥于古制、重视明堂布政功能的认知。武后明堂乐章与贞观时期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武后乐章曾在明堂祭祀中实际奏唱,而贞观时期未建明堂,乐章的创制纯为理论勾画。

摘要： 唐蔡景撰寫的《述二大德道行記》記敍了唐僧義紭近六十年(672—731)的經歷。這是佛教急劇發展變化的六十年,期間佛教在武后和中宗的推動下,發展到鼎盛,而隨後又在玄宗時代遭到了全面抑制。對佛教發展來説,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義紭的行記記録了他所經歷的這兩個時代中的重要事迹,幾乎涉及了當時帝國佛教發展過程中的所有時代變革。他既見證了武后中宗時期的佛教大發展,也遭遇了玄宗限佛的浪潮。

摘要： 武后从掌权起到退位前,新置了北门学士、珠英学士两个文馆,改建了习艺馆.这三个文馆较之一般文馆,在馆名、馆舍、职官上都有所不同.文馆建置虽出于服务武后个人的目的,但仍是借着尊儒重学的名义成立的,且其运作也遵循儒馆学术传统,而并未另搞一套,儒学在文馆事务中仍然起着引领作用.北门学士是翰林学士和修书学士的复合体,职责是内廷草诏,禁殿修书;珠英学士以编纂类书、诗歌唱和为主;习艺馆以对宫廷女子开展儒学教育和艺术培养为主.尽管每个文馆自成系列,性质有别,但都在传统儒学的规导下运作,馆务也在儒学学术体系之内展开,并在文学文献建设、文学人才培养、引领朝野诗风、促进诗体发育方面对当时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此其价值所在.

摘要： 唐代的邊疆軍事防禦體系曾發生顯著變化,唐初僅是在邊疆地區構建起以鎮、戍爲主的兵力有限的防禦體系,而在高宗、武后以後則逐漸形成了以軍鎮、守捉爲主的具有較大規模的軍鎮體系,至玄宗時代日趨完備[1]。由於傳世史書的記載不够詳盡.

摘要： 贺兰敏之曾是唐高宗、武后时期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春风得意之际朝中官员竞相攀附,贺兰敏之亦喜附庸风雅,其短暂一生的起落成败左右甚至改变了多位学者文士的遭际命运,种种迹象表明李贤和王府文士的困顿坎坷与贺兰敏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贤作为武后次子,颇得高宗赏识,但在如何对待李贤的问题上武后与高宗出现分歧,再加上贺兰敏之的介入,使得原本复杂微妙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为保护李贤,高宗强力监督王府文士;为控制李贤,武后严厉打击王府文士.十数年间,经过高宗的贬斥与武后的清洗,曾与贺兰敏之、李贤过从甚密的王府文士凋零殆尽,二人亦死于非命.

摘要： 一前言生於貞觀六年(632)五月五日[1],歷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等四帝的萬迴(632—711)和尚[2],高宗起即受到高度禮遇:高宗咸亨四年(673),帝"度爲沙門";武后垂拱四年(688),后延入宫,"賜錦衣,令宫女給侍";中宗神龍二年(706),賜號法雲公;睿宗景雲二年(711)十月,詔入宫,"館於集賢院,給二美人奉事",同年十二月,萬迴逝世,"贈司徒虢國公,圖形集賢院";而玄宗爲蕃王時,亦曾私謁萬迴[3]。

摘要： 大慈恩寺在高宗朝辉煌无比，到武后掌权时期，因为其亲近李唐一系，自然受到武后排斥。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武后与慈恩寺的关系：武后掌权前对慈恩寺的拉拢亲近；武后称帝时对慈恩寺的分化打压；武后对京师之外慈恩寺一系发展的控制。以期对慈恩寺一系衰弱的原因进行探讨，表明其除唯识义理艰深外，政治因素也有重要作用。

摘要： 首先将佛光寺置于唐初武后打造五台圣山,以及中宗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分别建造两座同样名为“佛光寺”的皇宫内道场等历史事件的语境中,揭示其作为皇家宗教构建所传达的政治讯号;继而通过对东大殿佛像设置、选址布局、内部空间等具体建造层面的分析,结合与汉唐之间所见其他宗教遗存的联系和对比,指出唐初佛光寺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映射了经过遴选与借用的皇室宗教风尚,更是因中古时期印度之宗教思潮的传入而出现的山林寺庙之重要案例,折射出了中国营建传统在剧烈外来文化冲击之下经历的反应与适应过程的一个侧面.%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Foguangsi by situating it in the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of early Tang,especially the sanctification of Mount Wutai by Empress Wu,as well as Emperor Zhongzong's establishment of at least two more structures under the name "Foguangsi",located in the palatial cities of Western Capital Chang'an and Eastern Capital Luoyang,serving as the symbolic "palace chapel" of the Tang court.Coupled with analyses of the site,space and statues of the main Buddha Hall in a long line of religious constructions between the Han and Tang,the author argues that Foguangsi reflected the flourishing of institutionalized Buddhist church as architecture of an empire.Additionally,as an extant mountain monastery,Foguangsi not only bears witness to the spread of Indic religious thought in Medieval China,but also embodies the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of domestic architectural traditions during drastic encounters with foreign cultures.

摘要： 雖然秉筆直書是中國傳統對於史官一貫的要求,然而歷史被書寫的過程中始終受到政治的左右,因爲權力需要借助歷史來引導輿論、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規訓一個時代的歷史記憶.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嬪妃之身登上后位,並最終締造武周皇朝,這一過程始終伴隨着她對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歷史的改寫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時和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對歷史書寫的操控,展示了其通過改國史、立豐碑、修唐書等行動來追崇武氏先世,定義李氏前朝的歷史過程,表明在佛教、讖緯、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歷史書寫也是武后宣示其權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