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

摘要：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与柳亚子[1]的结识时间一说1920年,一说1924年。柳无忌《柳亚子年谱》1920年载“是年曾赴上海,始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徐文烈《柳亚子先生年谱》谱载1920年“赴沪,识廖仲恺、何香凝”,廖何夫妇1920年1月在上海[2],三人具备结识的可能性但无具体证据,大概初识仅泛泛之交。

摘要： 因为西泠印社地处孤山一隅,清静疏朗,加之有诗、书、画、印四绝之誉的首任社长吴昌硕为西泠印社题写了大量的楹联诗赋,使这方土地更加诗情浓郁,许多名流贤达、文人雅士慕名而来。那些曾经过往交游于西泠印社的人和事,如山崖边的朵朵野菊花,清纯美丽;又如孤山台阶上的屐痕,斑斑可数。南社西泠留诗篇1915年夏天,著名诗人、南社领袖柳亚子等南社社友30余人来杭州,与在杭的南社社友丁白丁、丁不识、丁展庵兄弟,陈虑尊、陈越流等兄弟,以及丁和甫、楼辛壶、李叔同、王漱岩、程光甫、林之夏、费龙丁等小聚,一时胜友如云。

摘要： 笔者翻检明清释家别集时,在《〈北莱遗诗〉〈天寥遗稿〉合刊》一书中发现了柳亚子的一篇佚文。全文如下:北莱上人卓锡嘉善西塘雁塔寺,与黄、郭诸老倡酬甚密,即缝人吴季子披剃之本师也。遗稿两册,藏余秋槎茂才(其锵),许汗漫,颇难卒读。余从假归录副,辑成三卷。上卷经吾邑叶溉翁加墨,中卷嘉善倪默卿点定,下卷无人校正,仅黄霁青、郭少莲、程桐生都有题记尔。《天寥遗稿》中有《呈阿师诗》,而此于披度后迄其怛化,乃无一字,疑尚非完璧也。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元月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摘要： 北厍,一个灵动的水乡小镇,一颗镶嵌在水乡大地上的璀璨明珠,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有才情卓绝风雅 满门的午梦堂,文字与医道青史流芳的徐氏家族;近有杰出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碧血洒中华的女革命英雄张应春;现已 成为经济发达、教育发展的江南重镇。北厍中学植根于这片有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壤之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 髓,融合现代办学理念,大踏步地走着特色发展之路。

摘要：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6日,他来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拜访当年好友柳亚子先生。柳亚子比毛泽东大6岁,他们于1926年相识于广州。那时候,两人都一样爱好文学。时隔近20年再相见,两人都已是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但他们彼此眼中仍有少年时的意气风发,柳亚子也早已成了文化名人。之后,毛泽东把手书未拓印的自己9年前写的词《沁园春·雪》送给给了柳亚子。

摘要： 本文以南社初期创建人物陈去病、柳亚子、黄宾虹的书法为例,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诗社人物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本文还从南社分社的角度,简要介绍了乐石印社的状况.

摘要： 柳亚子“视子如友”。出身诗礼人家的柳亚子,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更崇尚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存儿童稚朴天性,不摆“老子说了算”的家长作风。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说:“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须知恋爱弥纶者,不在纲常束缚中。一笑相看关至性,人间名教百无庸。”

摘要： 江苏吴江同里镇的费家,人才辈出,四子一女,多是各自领域泰斗级人物。老大费振东,曾任民盟中央常委;老三费青,中国法律界元老,曾任多所大学教授;老五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三兄弟才华独具,名声显赫,被同乡柳亚子先生誉为“三凤齐飞”。

摘要：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所作《沁园春·雪》(以下简称《雪》)书赠柳亚子先生,其后,柳亚子将《雪》在"柳诗尹画联展"中展出,并为联展作跋评论:"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摘要： 他曾被人误以为"叛变",而他创办的企业还在延续传奇这是一条驶向新中国的巨轮。1948年圣诞节次日凌晨,从香港到大连的"阿尔丹号"巨轮上载满了30多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等人。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在内战爆发后避居香港,还有一部分人此次专门借道香港北上,到解放区筹备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摘要： 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特殊的历史情境,激发了作家返观南明抗清史,从中汲取振奋民心、砥砺自我的精神能量的热情,由此造就了"孤岛"历史剧尤其是南明史剧的繁荣.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时期因"南明史剧"结缘的柳亚子与阿英互动关系的梳理,发掘二人关系由密到疏的变动轨迹,揭示他们因对《杨娥传》的不同创作构想而走向疏远的过程.笔者认为造成两人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是"代际"文化心理不同所造成的两人在历史观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阿英力图以人民史观来看待南明史,作家以"主动性介入"的姿态,表现普通民众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热情;创作方法上则表现为忠实于历史的现实主义;而停留于传统英雄史观的柳亚子,延续的是《桃花扇》式的抒情、"颂美"传统,他以对殉国"烈女"的颂扬来寄寓自己的亡国哀思、身世感喟,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表现出将南明史道德化、传奇化、抒情化的倾向.这就使得两代人之间难以达成创作上的共识.从这种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代作家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差异和变化,从而加深我们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多元性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