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

摘要： 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变革,是呼应社会现代转型所进行的一场想象方式和艺术趣味的革命.从语言形式入手的新诗变革,面对着既学走路又要跑步的两难与煎熬.诗人不仅要学习现代汉语写现代汉语诗歌,更要学着在现代汉语形式里安顿新的、现代的诗思和诗趣.故而,现代汉诗视野里的新诗语言问题,根本上说是如何运用现代汉语写新诗的问题.对此,可供讨论与反思的,必然是三个元素上的问题探索,即以现代汉语、现代中国诗歌、新诗的当代变迁三个垛口为依托的、对中国现代诗歌发生史与发展史的观察,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双向考察.新诗的历史,毕竟是诗歌在现代中国的成长史,也是现代中国以诗歌文体呈现的叙述史.百年汉语新诗史是诗歌现代化的历史,前五十年侧重于诗歌自身意义上的现代化,尤其是语言上的现代化;后五十年倾向于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诗性回应.前五十年的新诗,在语言系统层面、新旧与中外资源的融通层面讨论甚深、获益最多;后半叶之后新诗的当代变迁,其本土化与大众化的焦虑才是最为深切的诗之思.

摘要： 西方现代身体哲学、美学奠定了身体的首要地位,而“身心一体”的思维也是诗性的思维.诗歌作为极具身体感的文体,不仅体现在它的音乐节奏感上,也体现在它的语言质地、铺排方式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诗的感性特征、对“真实的当下”的看重也都是现代的“身体意识”的体现.新诗的现代性是“身体”从艺术形式到精神立场全面展开的过程,感性中融入智性,个人的身体走向他人正是新诗的“身体现代性”的走向.

摘要： 全面抗战的爆发,使新诗在参与民族救亡的斗争中,对现实的认识得以深入发展,个体生命体验得到不断丰富,加深了对现实的关怀,为叙事诗的发展创设了新的空间.叙事诗的发展是以诗人在现实中的生与死、血与火的体验,以及对个人、国家与民族的思考为基础,并以叙事服务于抒情的需要,显现出与抗战初期浓厚的政治抒情相异的新的审美标准.而在这种审美的规约之中,诗歌形式上同样也相应地作出了新的调整,真正达成了救亡与审美的融通,显现为新诗内质和形式的变化,不仅推进了叙事诗诗学艺术的建构,也推进了中国新诗整体发展.

摘要： “五四”时期的中国诗歌流派纷呈,新旧之争尤为突出.但长期以来,主流文学史或诗歌史习惯于将“五四”诗歌史简化为新诗“打倒”旧体诗并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历史,由此切割或遮蔽了“五四”诗歌的客观历史面貌.“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的新旧之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旧诗群体内部的新旧之争,以同光体(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和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诗界革命派、南社、学衡派为代表的革新派之间在思想和艺术追求上存在明显分歧,传统诗学的唐宋之争也延续其中.二是在新诗群体与旧诗群体之间的新旧论争,旧诗人经历了从大体沉默到被迫反击,再到主动进攻的过程,而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文言与白话、自由与格律以及人格修养、文化取向等进行,新旧之争逐渐白热化,最后新诗取得合法性地位.三是新诗群体一致“破旧”的同时,对于如何“立新”也产生了内部分歧.分歧主要表现为新诗的散文化(自由体)与格律化(新格律体)之争、新诗人对待中外诗歌传统的态度差异,以及他们“勒马回缰作旧诗”的矛盾心态.其中隐含了新诗建设中“新”之含义的不断深化以及新诗人在新与旧之间的游移与调适.正是在三种复杂的新旧之争中,中国诗歌呈现出新旧过渡时代的丰富性与异质性.

摘要： 新诗又可以称为现代诗甚至现代汉诗,现代既指采用的是现代汉语,更指倡导的是现代精神.百年来,很多人都致力于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在当代众多诗论家中,谢冕通过“审美现代性建设”来完成“启蒙现代性建设”,推崇现代性的个性,他的“新”诗中的“新”有更多的“现代”意味,“现代”是谢冕诗论的关键词,尤其是在他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五部诗论著作和两篇诗集序言,因“现代”一词显得匠心独具、光彩夺目,在某种意义上制订出“中国现代诗人”的标准,为“中国新诗”向“中国现代诗”的转化做出了特殊贡献.尽管后来谢冕有些保守,仍然是新诗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视个性、科学和民主的“现代诗论家”.

摘要： 自《非非》复刊提出"写作即介入"命题以来,中国诗歌的介入写作获得了理论与作品上的双丰收.新世纪诗歌的介入写作现象有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歌、地震诗歌、灾难写作、及物写作等等,形成了日常型与事件型两大介入写作类型.新世纪诗歌是介入写作的重镇,有异于20世纪诗歌写作的新面貌,但也存在道义凌驾、诗艺滑坡等问题.重审"介入",介入与否是文学的语言功能之别,而非特定文类之间的差别,中国诗歌介入写作由于受强大的社会无意识和传统思维惯性的裹挟,实际上并未到达介入高度,而是处于关怀现实的"及物"状态,处理好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关键所在.

摘要：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发展,由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时代思潮,日据时期与战后的时间区块,中国大陆与台湾海岛的空间政治,或是具体的外省人"创世纪"和本省人"笠"的意识之别等等,共构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魅惑图景.这场台湾现代诗的华丽转身,起始于文学传统的断裂,但缪斯之神的涅磐重生,并非简单地嫁接于西方的"恶之花",还有着对大陆新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摘要： 大陆与台湾的新诗同源,由于政治原因、地域差异和长时间缺少沟通,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诗歌创作态度与审美倾向皆有所不同.80年代以后,随着政策逐步放开,地区间文化交流增多,两岸诗歌都有了新的气象,但在诗歌经典的取向上仍有较大差异.本文将以大陆与台湾各具代表性的新诗选本为研究对象,对比不同时期两岸新诗名作的特色,探讨如何确立新诗准经典,整合出供诗歌史家与读者参考的新诗经典.笔者认为，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仅与选择者有关，与教育有关，更与时间有关。因此，称得上“经典”的作品至少要具备三大条件：为大多数专家认可，在大众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艺术开创性和思想深度对前代有所超越；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在一定长的时间内传播。现代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活方式和接受信息的渠道都有所改变，现代新诗经典的产生至少有三个主要渠道：文化传媒（诗歌评奖和诗歌朗诵会，网络传播，电台、电视台的诗歌讲座等活动）；文学史；诗歌选本。前一种是在大众传媒中产生，后两种是通过学术传播。而好诗不是安慰读者的诗，不是表达一己悲欢的诗，经典诗更不这样，它必须是诗人站在时代窗口前，真实展露自我内心和高超诗艺，有力度有深度的诗。

摘要： "新诗"是"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区,其中大陆和台湾是最重要的地区.尽管这种体裁保证了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各个地区的人都是用现代汉语写诗,但是各地诗人的生态差异造成了文体差异.对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新诗文体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既要重视“平行与交错”，更要重视“多元与契合”，梳理出四地新诗文体60年来的流变形态，探讨出各种诗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揭示出新诗在不同地域及不同时期的生态和功能，透过文体生态呈现政治生态和文化境遇。文体研究中的重点是诗体研究，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比较研究需要重视以下四点：一、充分利用诗歌学、心理学、政治学、音韵学、美术学、美学、文体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重视诗体的基础理论研究。二、重视四地诗体的历史研究，还要考察它们的诗体资源——外国诗体、中国古代汉诗诗体、民间诗歌诗体和20世纪上半叶新诗诗体。三、重视各地诗体的创作实践的统计学研究。四、重视诗体的生态研究。需要思辨法、体悟法、归纳法、经验总结法等传统方法，更需要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如用社会学的田园调查法，采访重要诗人、理论家、重要诗刊的编者和重要诗歌流派的领袖，用经济学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两岸四地的现代格律诗、小诗、散文诗、新诗的“固定行数”的具体数据。只有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全面研究与重点研究、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历史考察与比铰分析、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诗潮研究与文本细读结合，才能完成以新诗诗体学为主要内容的新诗文体学研究。

摘要： @@崛起于1970年代末的席慕蓉，堪称台湾新诗界的传奇。她兼有画家、学者、少数民族且为女性的身份，在诗坛本来就不多见，然而更令人啧喷称奇的，是她并未参与任何诗社，也不是由文学奖出身，但是她的诗集销售量，却创下令人咋舌的成绩。1981及1983年由大地出版社出版的《七里香》和《无怨的青春》，以及1987年由尔雅出版社印行的《时光九篇》，都曾经长期霸占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七里香》在一年内销售七版，《无怨的青春》则在四个月内再版四次，这样的纪录，在现代诗集不止是空前，恐怕也将绝后。

摘要： 由谢冕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十卷本)的完成，昭示了20世纪中国新诗经典版图的拓展和更新，而各卷主编在试图构建20世纪中国新诗经典“新”的风景线的过程中，呈现了通过整合三十年来新诗研究成功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敞开了在整合中重构新诗“经典”地形图的“困难”。指出，20世纪中国新诗“经典”的认定、重构并非是一件严格的文学性事务，而是一场远为广泛的文化辩论的一种体现。

摘要： 早期新诗合法性的获得的艰难过程，仅仅是“新诗”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的意义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因为它为早期新诗建立一个全新的审美空间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开启了种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埋下了一些日后生长成为“新诗”的发展障碍的根苗。因此，我们必须全方位、多角度地去考察“新诗”的合法性，把它还原到一种丰富生动的历史语境之中，不断地敞开和呈现问题，而不是作某种简单的辩护。

摘要： 本文将于坚写作的特殊性及其诗歌论争置于新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梳理了"欧化"问题的论争史,揭示了新诗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所负载的文化焦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形式的新诉求.余光中"欧而化之"的语言主张在汉语文学走向"文学的国语"之途中仍有其启示性。

摘要： @@中国新诗从左到右的分行书写方式，是中国新诗在形式上区别于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明显标志。“跨行”作为特殊的分行书写方式，不是中国现代诗人的独创，而是中国现代诗人将西方诗歌已有的跨行书写方式与中国古典词特有的停顿写作方式相结合的骄子。“跨行”不仅使中国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时挣脱了传统诗歌格式的束缚，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呼吸节奏([法]海然热，1999)，即它从视觉空间上带给读者，如同中国古典诗词通过“字、词”所表现出的含蓄、空白之美感、诗味。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诗歌语言特征。

摘要： 本文收录了选自《郭枫新诗一百首》的《秋树》、《山的哲学》、《躲在深山的湖》、《昙花》、《群蝶之梦》，展现了作者的艺术情怀，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情感。

摘要： 中国新诗对诗歌语言的声音艺术越来越漠视，越来越多的新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华语流行音乐成为中国新诗极富意味的一个参照系。许多年来，歌词一直支持新诗，使新诗不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把能“歌”的诗和“诗”性的歌一并列为当代歌诗的考察对象，或许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在这个审美空间中生存的中国当代歌诗，既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更是一种听觉的艺术，既是语言的艺术更是音乐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