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
性别失衡的相关文献在1992年到2022年内共计188篇,主要集中在人口学、社会学、教育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180篇、会议论文8篇、专利文献1866篇;相关期刊133种,包括妇女研究论丛、中国行政管理、探索与争鸣等;
相关会议7种,包括中国人口学会2015年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徐州论坛、中国人口学会2008年年会等;性别失衡的相关文献由200位作者贡献,包括李树茁、刘慧君、尚子娟等。
性别失衡
-研究学者
- 李树茁
- 刘慧君
- 尚子娟
- 李卫东
- 杨博
- 杨雪燕
- 毕雅丽
- 王羚
- 胡莹
- 闫绍华
- 靳小怡
- 韦艳
- 伊莎贝尔·阿塔尼
- 孟阳
- 张伟
- 张文娟
- 张群林
- 徐晓静
- 曹莉
- 朱姝娟
- 李二龙
- 李静
- 杜海峰
- 杨洁
- 王梦影
- 苟欢迎
- 费尔德曼
- 贾志科
- 逯长春
- 郭秋菊
- 阳泽
- 陈西
- 陈讯
- 雷俊
- Justin Huggler
- M.W.费尔德曼
- 于利丽
- 伊莎贝尔.阿塔尼
- 伊莎贝拉·阿塔尼
- 何林璞
- 余冲
- 佟雪峰
- 侯蕊菊
- 俞萍
- 傅立
- 克莱尔·波默罗伊1
- 刘世昕
- 刘中一
- 刘亚飞
- 刘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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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茁;
王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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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口结构显著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在不同人群中累积与扩散,需要进行针对性研究与治理。中国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是由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衍生出的多维风险,具有普遍损失性、系统性等显著特点,并且在整个社会的不同人群、场域和层面均有体现。加强新时代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工作,需要增强机遇和风险意识,转型治理理念,开发多种政策工具,并从建立健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的政策体系、探索基层治理模式、营造健康有序的婚姻市场等方面入手推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未来中国在全球性别失衡治理中需要坚持“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相结合的路径,以“中国之治”推进全球性别平等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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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硕;
赵莉;
江戌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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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开始严格实施一胎政策,同时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致使男女出生比例失衡。几十年后,当这批一胎政策下出生的男孩进入适婚年龄后,面临着无妻可娶的可怕困境。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发展,婚姻的交际范围也在扩大,根据择偶梯度效应,农村男性青年处于婚姻市场的弱势地位会进一步加剧农村“剩男”的状况。婚姻健康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大量农村“剩男”出现的时候,会给社会的和平稳定带来不确定风险,因此出台相关政策,采取相关方法来缓解农村“剩男”数量的行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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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丞;
吴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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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些年,我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世界排名不容乐观,在《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整体排名第107位,越来越多的女孩被“失踪”,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性别失衡现象的考验。文章通过既有文献的整理和调查,以“失踪女孩”为研究对象,从“失踪女孩”——聚焦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踪女孩”漏而不报的现象解读——女孩并未失踪、“失踪女孩”漏而不报的原因——基层治理的社会逻辑、“失踪女孩”漏而不报后——女孩不用“被失踪”四个方面,对“失踪女孩”人口普查中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差异性现象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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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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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殊教育男性教师的奇缺在我国已成普遍现象,间接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各方面。目前已有对策主要关注男教师数量增加,但饱受争议。因此,以性别表演论为视角,要求树立突破表层数字意义的性别失衡和平衡观、超越教师数量增加的男性气质培养观,并从建构特教教师社会性别的身份概念、突破性别身份二元划分的认知局限、把握社会性别身份表演的实操机会、创建社会性别生态平衡的教育环境等方面合力探寻特教教师性别平衡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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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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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婚姻家庭变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青年结婚成本急剧上升,主要表现为“天价彩礼”和“奢华婚礼”等,要理解这类社会现象需将它放到农村社会基础和农民价值变迁中去考察。研究表明,一方面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婚配资源发生了梯度转移,农村性别资源失衡与结婚刚性需求不断加剧农村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在市场化全面渗透下农村社会日益分化,物质基础逐步成为结婚的重要条件,使婚姻观念、婚姻行为与传统价值体系脱嵌,从而推动了农村结婚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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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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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社会的婚姻生态会随着婚姻"市场"上的婚龄性别结构以及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特定的社会和通婚圈之内,受婚姻挤压的人群可以通过调整婚配策略、改变婚姻行为逻辑等途径,与其所处的环境持续互动,进而达到某种内卷或自洽状态.这种状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婚龄的普遍提前与个体结婚节点的延后、女性自主行为的增加与男性选择空间的限缩、夫妻权力结构的转换与家庭暴力的道义"合理性"、原生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重要性的凸显与择偶条件的去家庭化、婚姻支付的上升与择偶标准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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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修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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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国际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因其主竞赛单元入围的影片以女性导演为主导的数量过少,近年来饱受争议.2018年更是有82名女性电影人在红毯上联名抗议这一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戛纳电影节的发展背景、功能及目的,结合近十年来女性导演作品的入围情况,探究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呈现"性别失衡"的根本原因,以及戛纳评委们甄选入围影片的潜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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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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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发展过程中给予男性与女性不同的责任和分工,要想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同性别履行各自的责任.男女比例失调必然会导致诸多社会矛盾.阐明三个问题:经济因素对性别的影响,经济因素会对性别比产生影响的原因,性别比的差异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性别比失衡的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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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梦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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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别失衡社会环境下的老年女性在老年女性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社会氛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是常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之下,许多女性在原生家庭中都饱受着重男轻女的待遇,她们成年后又懵懂地从原生家庭走进婚姻家庭,成为操劳的妻子、疲惫的母亲。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没有受到好的教育,而且与同年龄群体的男性成员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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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
胡思妍;
陈力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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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家庭较高的住房资产占比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婚姻市场竞争性的角度对其成因进行探究,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性别对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婚姻市场压力下,育有男孩及男孩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有男孩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相较于无男孩家庭提高了1.42%,而每增加1个男孩可使住房资产占比提高1.25%.此外,利用第一胎子女性别进行内生性识别和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解释我国居民家庭过高的住房资产占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前住房投资过热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和开征房产税等措施,减轻性别失衡对住房持有的推动作用,避免房地产市场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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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
李树茁
- 《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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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性别失衡现象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国家和地方治理活动的深入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趋势整体上得到了缓解,但是性别失衡的累积效应正在逐渐形成,性别失衡的后果正在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点.性别失衡后果不仅会造成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微观个体形成影响.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落脚点,性别失衡后果很可能在家庭层面对个人生活与发展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关注性别失衡的直接或间接后果,从宏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性别失衡相关的社会风险以及"剩余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但是对于性别失衡在家庭层面的后果很少提及.如果从家庭层面分析性别失衡的后果和风险,就需要从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家庭功能以及发展等进行全面探讨。在性别失衡后果显现趋势下,在社会风险和个体风险成为热门话题的同时,本文认为性别失衡后果的应对与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性别失衡研究的紧迫议题,不仅要面向社会和个体,更要关注家庭,有必要从家庭层面观察和分析性别失衡造成的影响,探讨家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实践。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将探讨家庭在性别失衡后果中所面临的后果和风险类型,明确家庭本身的功能和发展,进一步从实践资料分析中总结当前治理工作的成效与不足,最终提出针对家庭发展的性别失衡治理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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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子娟;
李树茁;
宋瑞霞
- 《中国人口学会2015年会》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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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政府从1996开始对性别失衡问题进行集中治理,近二十年的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学术界目前对现行的性别失衡的社会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评述,并且在新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也遇到了治理绩效不明显、政策不协调等治理瓶颈.2011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体系",紧接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治理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管理问题,并着重强调了创新社会治理,并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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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林;
沈义
- 《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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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2015年安康市"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观念,并探讨了其可能采取的婚姻策略.分析发现,即使受到婚姻挤压难以结婚,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仍认为每个男人应该结婚,他们渴望结婚并保持对结婚的期望,因此他们降低了择偶标准,但这种降低是因为受困于婚姻挤压的现实而不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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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南燕
- 《中国大陆出生婴儿性别比不平衡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专家研讨会》
|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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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上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出生人口性别失衡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有关部门以至全社会要对此趋势加以重视,并分析原因、寻找对策.造成我国目前这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胎儿早期性别鉴别和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是导致我国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和政府行为来协调国家、生育者和医生三者的利益,规范他们的行为.作者认为国家的法律、法规的重点不是直接禁止或处罚选择性生育者,而要严格控制和管理这类技术的使用,增大技术滥用者的风险成本.立法要与经济、文化手段相结合,惩治要和宣传、引导、教育相结合.法律、法规的执行,各项措施和行动的落实,任务更为艰巨,它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