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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

德治的相关文献在1973年到2022年内共计3034篇,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法律、中国哲学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3014篇、会议论文2篇、专利文献18篇;相关期刊1484种,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法制博览、法制与社会等; 相关会议2种,包括2010国际儒学论坛、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等;德治的相关文献由3264位作者贡献,包括诺拉·塔克斯克、张康之、F·美拉德等。

德治—发文量

期刊论文>

论文:3014 占比:99.34%

会议论文>

论文:2 占比:0.07%

专利文献>

论文:18 占比:0.59%

总计:3034篇

德治—发文趋势图

德治

-研究学者

  • 诺拉·塔克斯克
  • 张康之
  • F·美拉德
  • M·卡塞里尼
  • 李德嘉
  • 阿瑟·哈维夫
  • 宋辉
  • 左守秋
  • 戴茂堂
  • 李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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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论文
  • 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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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小峰; 刘国强; 胡晓涛
    •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方能行稳致远。儒家法律思想作为传统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不仅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而且波及东亚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从儒家思想的人文理念出发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文章认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把法律的规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结合起来,植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粹,由此推动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郭忠
    • 摘要: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 徐可欣
    • 摘要: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在传统法治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求时,“三治”融合模式的出现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探索。针对乡村法治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要充分激活“三治”深度融合的法治力量,展现乡村治理新风貌。
    • 薄婷
    • 摘要: 在现代社会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大背景下,实行法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提到人治人们就会与专制、特权相联系。但是,我们应该理性、辩证的看待人治与法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本文在阐述封建人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概念及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分析了人治与法治的联系与区别,资本主义法治优于封建人治和资本主义法治的虚性,论证了封建人治也存在“法制”和当代社会主义法治也离不开人治的范畴,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最后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需要全民形成共识,限制政府的权力,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 李涛
    • 摘要: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 叶方兴
    • 摘要: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 于天雪
    • 摘要: 《尚书》是我国儒家经典文本之一,是以追溯古代事迹为主的一部著作。《洪范》是《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寥寥一千余字却是我国古代早期较为系统论述政治构想的名作。《洪范》托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详尽叙述了“天地大法”。其中“乂用三德”展示了治理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这部作品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传扬,对于后世政治治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的思考。
    • 曹永洁
    • 摘要: 日本律令时代为了压制中央豪族专权,重振天皇权威,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了儒家、佛教人伦思想,试图建立“以德治国”“以孝治国”“以佛教立国”的统治模式。但日本传统的社会规范与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的舶来之物并不相融,主要体现在“私”与“公”的对抗、天皇“君主”性与“神”性的不可兼容、家庭道德与婚姻制度的矛盾,以及佛教伦理带来的“现世”观与“来世”观的交错等。
    • 李圣强
    •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
    • 王茂盛
    •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会计对经济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会计信息质量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以来,涉嫌会计舞弊的经济案件层出不穷。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当务之急是尽早走出会计管理工作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把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和财会监督作为今后会计改革的重点内容,同时要求将其纳入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方面,切实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本文通过分析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寻求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途径,倡导在不断提高会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同时,加强会计德治与会计法治齐头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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