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

摘要： 丁日昌是近代广东著名的藏书家。学术界对于丁氏藏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古籍收藏方面的成就,较少关注其在西书的收藏与引进方面的功绩。丁日昌收藏了明清之际传教士的西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出版的西学书籍。在引进西书方面,丁日昌编译了《炮录》《枪炮操法图说》《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西法炮台图说》,推动了《火器略说》的翻译。丁日昌收藏和引进西学文献的特点有:所藏明清之际的西学文献不乏善本;引进图书以西方枪炮著作为主;注重引入内容的科学性;所编译的西学著作大多未出版。丁日昌作为一名洋务大臣,他在西学方面的造诣引起了地方士人对西学的关注,开地方文化新风。

摘要： 同光之际,沈桂芬主持总理衙门,在洋务人才的选用上持门户之见,与直省之间产生严重分歧,引发直省疆吏的严重不满。尤其在丁日昌的使用上,总理衙门首鼠两端,虽明知丁日昌的洋务才能“冠绝流辈”,却始终秉持过河拆桥的功利心态,有事荐用,事毕即弃,此举不仅使丁日昌的晚年仕途异常曲折,而且恶化了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同光之际清朝的对外交涉,成为晚清新旧体制关系变动的缩影,其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摘要： 晚清官员丁日昌生性耿直,眼睛不揉沙子,难免遭到其他官员的排斥,被取了“丁鬼奴”这个具有侮辱性的外号。他熟悉洋务,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訴就因支持洋务而被骂成“鬼子六”,他则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个“鬼奴”。不过,他并非“洋鬼子的奴仆”,反而最擅长收拾洋鬼子。

摘要： 《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刊布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丁日昌致朱学勤手札二十六通,但未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序,亦未给出系年.文章对这批手札加以考证,确定了各信的写作日期.这批手札始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终于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之后,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摘要： 丁日昌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持静斋书目》较好地反映了他的藏书情况.从其对西洋科技、海外地理等著作的收录以及对小说、戏剧的排斥,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丁日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

摘要： 著名洋务大臣丁日昌督译的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一书,由他人翻译再经丁氏整理而成,流传的刻本众多.其原作者法国人弗朗西斯·安邺,于1866年率领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探险队探索湄公河航路,以期开辟往中国腹地的商路.但勘探结果证明湄公河不适通航.勘探结束后安邺将见闻著述成书,名噪一时.该书的翻译过程反映出清末洋务运动译书成风,并将翻译西方书籍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措施之一.

摘要：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在文化专制上表现出复杂而微妙的特点。官方禁戏的活动不遗余力地进行,然而执行力度却不断下降,到晚清时业已日暮途穷,但这期间非官方的力量却呈现出激烈增长的态势,甚至一度成为主导力量,官方意志也反受其影响。余治和丁日昌是清代禁戏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在官方意志与民间生态夹缝中纠葛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些打失理想和集体失语的清代知识分子是典型的现代犬儒主义者;清代社会还处在一种末世文化的侵袭下,个人奴性的"集体无意识"在群体中表现为一种体制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社会状态的一种病态特征。人们在彷徨和苦闷的夹缝中挣扎,思想的无力禁锢和娱乐的本能需求成为那个时代戏曲环境复杂性的主要特征。

摘要：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在文化专制上表现出复杂而微妙的特点.官方禁戏的活动不遗余力地进行,然而执行力度却不断下降,到晚清时业已日暮途穷,但这期间非官方的力量却呈现出激烈增长的态势,甚至一度成为主导力量,官方意志也反受其影响.余治和丁日昌是清代禁戏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在官方意志与民间生态夹缝中纠葛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些打失理想和集体失语的清代知识分子是典型的现代犬儒主义者;清代社会还处在一种末世文化的侵袭下,个人奴性的"集体无意识"在群体中表现为一种体制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社会状态的一种病态特征.人们在彷徨和苦闷的夹缝中挣扎,思想的无力禁锢和娱乐的本能需求成为那个时代戏曲环境复杂性的主要特征.

摘要： "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倡议"开山抚番",这项政策也成为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积极推行沈葆桢的未竟之业,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入手,继续实施"开山抚番".另外,他从台湾番民的利益出发,妥善处理番务,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维护了民族关系的稳定.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制确立后,他两次渡台,陈情时弊.然而,由于丁日昌自身的健康问题、辗转往来耗时费力、台湾兵饷受到掣肘、台事不得专办等因,这项制度不久即被取消.丁日昌成为首位执行该体制的福建巡抚,亦是最后一位.

摘要： 福州《百年大事记》摘自1963年徐吾行编写的《近代福建地方大事年表》,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止,前后109年。时间以公历为准,并附年号与干支等,以资对照。

摘要： 在清代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中，公权力的私属化堪称弊政之尤，清人称“以吏治天下”，而经制吏员尽管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在官人役”，但他们没有固定收入，不拿薪水(工食银，中央与地方略有不同)，甚至自备资斧;经制吏以外的吏员与衙役更是一个庞大到没有人说得清的群体。他们“挟例以谋利”，这是清人对吏役群体实质职能的定评。换言之，就一般意义而言，清代的司法权并非真正掌握在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下的各级兼理司法官手中，所谓的“非正印官不得理讼”，所谓的“断罪须具引律令”等等法律规定，在制度的实际运行时显得苍白而颇具讽刺意味。丁日昌首先剖析了权归书吏而致积重难返的三大原因:一是官员在任不久，专业(此处指法律)不精。二是官员职任太繁而法条太密。三是吏员出身不优，廪禄不厚。同时，丁日昌的设律例科，与以往律博士职司传习法律不同，目的在于由通晓律例的专门家执掌法律，也就是建立专业司法队伍的意涵。最后，丁日昌所担心的是百姓一旦知法，就会规避法律，从而对法律秩序构成冲击，这与他主张设律学一科又大异其趣。

摘要： 本文指出在清代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中，公权力的私属化堪称弊政之尤。本文重点讨论了丁日昌于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所上的《力戒因循敬陈管见疏》中的“书吏宜整顿”一节，可以说是晚清最早触及传统司法体制及制度层面的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大文，他通过对官与吏制度预设的矛盾的分析，提出设律例一科，造就专门法律人才从而构建专业司法队伍的重大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