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

摘要： 学界对张荫棠在近代边疆史上的影响给予充分评价的同时,有关其家世、宦迹、交游的研究则十分薄弱,以至讹说流传.张荫棠隶籍广东新会,叔父张其光官至浙江提督,他与清季重巨、南海人张荫桓并非兄弟关系,其宦游生活和外交经历也与荫桓无关.他被讹称为“康党”和张荫桓“族弟”,是庚子后守旧人士刻意诋毁和攻击的结果.当然,光宣之际张荫棠的活跃,与唐绍仪、梁士诒等粤籍乡党势力的壮大也有直接关联,显示出动荡时代彼此交织的地缘、姻缘、血缘关系在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摘要： 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七月二十日进呈的《时局艰危亟宜增修内政以戢民志而杜乱萌折》中,张荫桓提出了清理积案的法律改革方案。这一''清讼方案''与此前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法律改革方案截然不同,故而可以视为张荫桓与康有为划清界限的重要证据。该方案后来获得清廷的认可与持续推广,并且成为州县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从袁世凯、樊增祥的个案来看,应对清讼方案的经验也是他们观察、评判其他法律改革方案的重要参照系。

摘要： 1887年李鸿章曾试图与美国费城辛迪加合办华美银行,这是近代中国政府第一次尝试与外商合办银行.马相伯作为李鸿章的特使,亲赴美国订立合办银行合同.该事件也是马相伯由仕而隐,转而投身教育事业的转折点.既有研究对马相伯此段经历的论述皆极为简略.马相伯晚年回忆由于相隔久远,不仅时间有误,而且事实多有矛盾之处.19世纪英美报纸对该事件多有报道,不仅保留了大量宝贵的书信史料,而且清晰记录了马相伯在美经历,对于订正马相伯年谱和华美银行事件经过有重要意义.

摘要： 张荫桓(1837—1900),广东南海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晚清早期兴办华侨教行者之一,曾在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创办华侨中西学堂,十分重视华侨教育,培育了大量学贯中西的实干型人才,加强了清朝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探讨他的教育理念及其产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 2018年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先生190周年诞辰。容闳于1828年11月17日出生在今珠海市南屏镇,1912年4月21日在美国哈特福德去世,他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容闳自幼在澳门和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后留学美国八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深悉欧美各国富强之根由,毕生致力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以求改变祖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因此他更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伟大爱国者。在容闳先生去世后的一百多年,国内外出版容闳研究书籍30多种,发表容闳研究论文近900篇、硕博论文40余篇,学界对于容闳事迹和功绩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本期刊发的《容闳年谱简编》起于1828年,止于1912年,将容闳85年的人生经历逐年考订收录,重要事件则逐日记录,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容闳年谱,其中包含了大量新发掘的史料,极大地丰富了容闳生平事迹的细枝末节,为容闳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摘要： 说到戊戌时期的风云人物,首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师徒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有口皆碑,二人的历史地位更是毋庸置疑。不过也要承认,我们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整体了解,太多受到康、梁个人动机的影响,对这场政治变革的总体解释,基本都在《戊戌政变记》和《康南海自订年谱》这两部当事人回忆的叙述框架内,有不少自我辩护的意味。

摘要： 汪大燮（1859～1929），原名尧俞，字伯唐，一宇伯棠。黟县宏村人，出生于浙江杭州。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以捐班任内阁中书，升翰林院侍读、户部郎中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经张荫桓保荐先后任外务部员外郎、右丞等职。

摘要： 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晚清名臣张荫桓所致另一位晚清大臣周恒祺的五通信函.此五通信函在时间和所记内容上前后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信函内容涉及晚清人、事、物,尤其涉及《中法新约》、义和团等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税务、财务、盐务、政务,官场情形等,更可从中发现时人对时事的观感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并能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加具象的文献资料.

摘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京师谣言四起。传说光绪与慈禧矛盾激化，新党康有为、谭嗣同意欲对慈禧不利。这些真真假假的谣言令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有几分担忧。因为他既是康有为的同乡，更是康有为与光绪之间的桥梁——正是通过他的力荐，光绪才知道有康有为这么个一心变法图强的下级官员。

摘要： 清末大臣张荫桓早年考秀才不第，21岁纳资买了知县官衔，入山东巡抚幕府做文书，后升迁至道员。光绪八年（1882年），他升任安徽按察使，两年后被朝廷授三品卿衔，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他出任特使，奔赴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张荫桓是个很有脑子、又非常能干的官员，未入仕即努力学习外语，用心研究洋务。出使时成绩显赫，比如设领事保护侨民，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为屈死的两百多名华工讨得14．7万多墨西哥银圆的赔偿等。同时，他还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即向朝廷呈献反映出使过程的《三洲日记》。

摘要： 戊戌年新政之发轫，关键在于康有为及其改革主张得到光绪帝的高度重视。通常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年春迅速进入争帝的视野，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稣(号叔平)的一力举荐直接相关。 实际上，研究戊戌年政局的变化，康有为与其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的关系应是一条主线，康在北京始终依附于张荫桓，不仅是甲午、乙未年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考察戊戌年张、康关系的基点。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上书活动得到张的积极支持，《第六书》上达是总理衙门大臣利用职权积极推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翁同龢与张达成默契，采取一致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同谋”之嫌，但是，他并未向光绪皇帝举荐过康。光绪帝对康有为及其主张越来越重视，与《第六书》上达后张荫桓在召见时秘密进言有关；康之进用系张“暗中为之运用”的结果。戊戌年春康有为变法书籍与条陈上达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经张荫桓等总署大臣允许，康先将书折递至总署“恳请代呈”；张氏利用“独对”的机会推介于上；而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询问并向总署宣取。在此过程中，张荫桓一方面向光绪帝引介康氏著述，另一方面又向康提供消息，鼓动其及时将书折递至总署，扮演了重要角色，称张“密荐”康有为并非没有依据。戊戌以来，由于政变后当事人的推诿、隐讳与夸大，以及清廷高层派系斗争中的政治倾陷等因素，致使翁同龢成为“康案”要角，而张与政局的关系则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从康、张交谊的角度来研究戊戌政局，不仅有助于澄清康有为进用的内幕，也会为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