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

摘要： 清代,一些宗室王公效仿文人雅士取堂名或斋号,并在瓷器上也有所体现。这类书有堂名或斋号的定烧瓷器,一般统称为堂名款瓷器。它们标示宗室王公的品格志向与审美情趣,并渐成风气,形成风格独具的瓷器类型,更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摘要： 经历了太康之治的西晋王朝很快又步入朝局争斗阶段。在宽纵的政策方针下,外戚与宗室之间斗争与钳制并存。八王之乱的持续发展是朝内宗室、外戚、大臣三方势力消长的过程,诸王因为执政外戚的错误举动而消灭了外戚势力,吞并朝臣,继而在内斗中造成嫡系、旁支宗室力量的失衡。

摘要： 明代晋府的管理模式受本府亲王、郡王分居特点的影响,拥有其他王府所不具备的管理模式。亲王是一府之宗长,负责向上传达、向下兼管、向前奉祀、向后续爵的重任,因此晋王府管理模式以宗长制为核心,有利于维护王府机制的正常运转。但晋庄王的在位时间过长,其曾孙袭爵时年龄过小,于是又产生了旁支辅佐的管理模式。郡王本身需要承担奉祀任务,而晋王府有部分郡王与亲王别城,且断支情况频繁,因此降爵管理和跨支奉祀成了郡王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后期国家政治焦点在边疆和党争,晋府管理模式又较为复杂,因此管理人员开始利用权力胡作非为。

摘要： “绛侯诛诸吕”是指汉初吕后去逝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策划的联合刘姓宗室诛灭吕氏外戚集团的政治事件。通过诛诸吕,功臣集团铲除了吕姓诸侯王,践行了高帝的白马盟誓;还政于刘氏,避免了君位落入异姓的手中;同时维护了功臣集团自身的政治利益,对汉代此后的外戚政治与权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 明代藩府初建时,朝廷会赐予典章制度、儒家经典和佛道二藏等书籍,以后也经常普赐书籍。藩府可向朝廷奏讨书籍,朝廷有选择地予以满足。藩府郑重收藏御赐书籍,会加以翻刻,未直接获赐的宗室有时单独向皇帝奏讨。赐书活动与皇室社会网络间存在互动关系。赐书活动可促进皇室成员思想观念与价值的统一,传达皇帝的情感关怀,起到维系皇室内部关系的作用。皇帝为向藩府宗室传递政治信号,会采取颁赐书籍的方式;宗室有时通过请求赐书与皇帝互动,满足个人精神需求。

摘要：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为加强防务、巩固统治,对诸皇子实行封藩制,封第三子朱榈为晋王,封地在太原。从洪武十一年(1378)朱桐就藩太原至崇祯十七年(1644)大顺军攻陷太原,晋藩宗室在此生息繁衍267年。其间,府第营建、陵墓修筑、礼仪施行、文化生活等宗室活动深刻影响了太原城市风貌和社会景观。

摘要： 宋初环卫官的设置,主要在防止宗室们的干政弄权、安抚降国君臣及处理藩帅的代还,并无实际的职事。但其职也作为武臣贬降之用,逐渐为时人所轻。孝宗即位后,在其右武政策的主导下,将环卫中郎将、郎将等职阙,由虚职改为实职,以作为培养武臣将帅的场所。改革后的环卫官有二种类型:第一类是将具有材略堪任将帅之人,任命为中郎将、郎将,负责朝参与殿侍等职务,藉以知其才能与否,作为擢用将帅的依据。另也作为贴职之用,只令行在诸内职兼带,外任武臣、将领均不得兼带,以增强武臣的声望。第二类则维持宗室环卫官的授予,依五服亲疏远近,给予不同的环卫品阶,但与武臣中郎将、郎将等实职不同,依旧属于官存事废的虚职。

摘要： 学界公认小说家李公佐非宗室李公佐,但往往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被忽略的后者的材料证明,唐有二李公佐之说并不能成立。“千牛备身”一职,仅仅是宗室李公佐少年时期凭借门荫得到的一个起家入仕的阶梯,而非最后的官职。这个史实,排除了史料中有关“两位”李公佐在官职方面的最主要矛盾。李公佐之父李说与薛苹胞兄薛芳交情深厚,李薛两家的世谊关系,构成了《古岳渎经》有关薛苹记载的深层背景。这层关系的揭出,直接将“两位”李公佐联系在一起。二者在官职、年龄、交往、行迹等方面的接近乃至巧合,都足以说明,“两位”李公佐其实是同一个人。

摘要： 有清一代,宗室、觉罗中作奸犯科者很多。由于他们具有特殊的地位,故清廷针对这一群体的各种不端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圈禁办法。圈禁制度由此产生,并日渐完善。其中,宗人府的空房是他们被圈禁的主要场所。然而,尽管清廷对该制度做了严密的规定,却无法真正地约束宗室和觉罗的不端行为,最终陷入了“圈”而不能“禁”的局面。

摘要： 南外宗正司(以下简称“南外”)是管理泉州赵宋宗室的专门机构。主要职责是确保宗室成员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待遇,同时预防和惩治宗室成员违纪犯法。南外依据朝廷制订的法令条规处理宗室事务,维持南外日常运作,保证了最高统治家族内部的稳定,整体上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