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
地方行政的相关文献在1934年到2022年内共计369篇,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中国史、法律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365篇、会议论文4篇、专利文献1778篇;相关期刊294种,包括瞭望、中国行政管理、文史哲等;
相关会议4种,包括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2009年行政法年会、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地方行政的相关文献由358位作者贡献,包括伍玉成、冯贤亮、苏卫国等。
地方行政
-研究学者
- 伍玉成
- 冯贤亮
- 苏卫国
- 国风
- 宋华琳
- 屈超立
- 戴衛紅
- 李晓龙
- 杨孟哲
- 沈刚
- 王天奖
- 缪合林
- 臧知非
- 赵华胜
- 邱伟
- 郑士贵
- 郑天挺
- 郑连根
- 陈财喜
- 一枚
- 一言
- 丁永仁
- 丁荣生
- 三宝
- 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课题组
- 乔涌令
- 于伟
- 亓坤
- 付少平
- 伍跃
- 伟泽
- 佐藤仁史
- 何希泉
- 何朝晖
- 何洪华
- 何玉紅
- 何玉红
- 余玮
- 余蔚
- 佚名
- 侯保疆
- 侯鹏
- 傅小随
- 傅恩来
- 元杰
- 党国英
- 冯志则
- 凃淞
- 凡夫
- 刘举科
-
-
王旭东
-
-
摘要:
“攸侯”是晚商时期最重要的“多侯”之一,其领地“攸”大概位于今山东莱芜东南,为商人东进拓殖的前沿阵地。武丁晚期以来,商王一方面往攸侯的领地内派驻“牧”“田”诸官,将“攸”的边鄙属邑“爿”“義”转化为国家直接管控的“公邑”;一方面迁走毗邻于攸的永、元等族,使攸侯侵占永族旧居建立新的鄙邑。通过上述“体国经野”举措,商王朝在东土的统治得到强化,间接或直接管控的政治疆域有所扩张,甚至最初的地方行政萌芽亦在此过程中诞生。
-
-
舒显彩
-
-
摘要: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白草”简属于公文书的一类。“白草”是县曹史向令长呈递文书时的谦辞,应理解为“呈上初步意见”。在“白草”简中可以看出此类文书形成通过4个步骤:一、长沙郡府、县贼曹外派诸部贼捕掾或各乡、亭吏民就某事移书临湘县廷;二、属吏拆启文书后提请丞、掾等合议;三、曹史结合原文书内容与合议结果拟定“白草”文书;四、县长官画诺。“白草”文书格式固定、删繁就简,无过多礼貌用语,可与案情相关的其他简编联成册。通过对“白草”文书的考察可知,东汉中期,临湘县政运行已发生微妙变化,诸曹史地位突出且深受令长倚重,合议成为县廷决策的关键。
-
-
李晓龙
-
-
摘要:
"私盐"常常作为商品或是法律上的意义而为经济史、法制史研究所关注,而光绪年间台湾新竹知县方祖荫在私盐治理中,"私盐"却主要被用作地方行政的治理工具。知县方祖荫的治理方式主要通过不定期的私盐案件对盐场地方头目进行提醒,并要求他们写下完纳盐课的保证书,而不主要在抓获多少私盐行为。当被认为"罔知轻重"的盐馆委员史传礼试图暴力毁坏盐埕以绝私盐时,便激化了与"老成练达"的知县方祖荫的行政矛盾,而致其自身被上级撤换。基于对盐法和地方社会的比较和审夺,"私盐"政策成为当地官民博弈之下地方行政的重要手段,被利用以实现盐场地方的社会治理。"私盐"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名目的出现,仅是为地方行政提供一种制度运作的工具,而不是限定地方运作的法则。
-
-
曹菁菁
-
-
摘要:
公牍在清代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递的作用,还被清代的治国精英们视为官箴书而广泛传播.他们期望通过对公牍书写规则以及范本的传播,提高地方官员处理行政公牍的能力,以期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在这些清代官僚精英的论述中,公牍的书写不仅关系到官员个人的前途,还关系着国家能否有效地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公牍还被视为官员政治行为的实录,他们通过对公牍的编纂来传播实政理念.
-
-
-
李晓龙
-
-
摘要:
“私盐”常常作为商品或是法律上的意义而为经济史、法制史研究所关注,而光绪年间台湾新竹知县方祖荫在私盐治理中,“私盐”却主要被用作地方行政的治理工具.知县方祖荫的治理方式主要通过不定期的私盐案件对盐场地方头目进行提醒,并要求他们写下完纳盐课的保证书,而不主要在抓获多少私盐行为.当被认为“罔知轻重”的盐馆委员史传礼试图暴力毁坏盐埕以绝私盐时,便激化了与“老成练达”的知县方祖荫的行政矛盾,而致其自身被上级撤换.基于对盐法和地方社会的比较和审夺,“私盐”政策成为当地官民博弈之下地方行政的重要手段,被利用以实现盐场地方的社会治理.“私盐”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名目的出现,仅是为地方行政提供一种制度运作的工具,而不是限定地方运作的法则.
-
-
曲婷璇
-
-
摘要:
“市长”是古埃及地方官僚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掌管一个或几个城镇聚居区,管理辖区内政.然而,在埃及文明发展的早期,这一官职并不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新王国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州长不再活跃于地方行政,“市长”一跃成为地方行政中的最高领导者,由国王任命并直接向维西尔负责.为此,结合私人文献和王室文献,重点考察新王国时期拥有“市长”头衔的官员,分析“市长”的主要职责及其地位变化的历史背景与意义,这对于分析新王国时期埃及地方行政体系和官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
-
-
-
廖伯源
-
-
摘要:
严耕望(1916-1996),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导师.是继钱穆先生之后在耶鲁大学用汉语讲学的中国学人.1945年8月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领域由汉代地方制度扩展到秦汉至唐代政治制度史,并开创“唐代人文地理研究”新领域.计有专著7种(16册),论文集2种(2册)及论文43篇.其治史方法及特点:研究某一朝代,至少要对其上下两个朝代都下功夫,甚至上下延伸更长远;不做“点”的孤立研究,要做“面”的全面研究;围绕研究范围,穷搜基本史料,以期事半功倍之效;把学问建在旧史料之上;立好计划.严先生穷其终生,读书研究,著作教学,单纯专一,离权远势,淡泊自甘,寂寞自守,为一健康纯净之“学术人”.
-
-
屈超立
- 《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
摘要:
对地方行政进行有效的管理,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及元朝,各级地方行政首长拥有选拔自己僚属的权力,因而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以家族背景和行政长官为核心的地方势力,中央政令难以有效地在地方执行,不仅对中央集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大大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导致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科举制度的实行,地方行政首长失去了直接任命僚属的权力,使得地方上再也无法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势力,国家政令得以切实贯彻落实,地方行政官员政治素养远比前朝为高,对于提高地方行政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
-
李俊方
- 《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06年
-
摘要:
汉晋时期作为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国家权力向少数民族地区渗透逐渐加强.民族交往频繁,民族融合趋势日趋明显。这就刺激了传统朝贡体制向民族地方行政建制转化。作为汉晋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重要职官护乌桓校尉势必要受到这种转化的影响.护乌桓校尉作为职官在史书记载上受这种转化影响的最主要表现是,《续汉书·百官志》、《汉宫仪》等书均有护乌桓校尉的专门记载,而《晋书·职官志》却没有提及护乌丸校尉。本文试图以此为切人点,揭示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的演变过程与原因。
-
-
吳修安
- 《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
| 2011年
-
摘要:
本文以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演变为线索,考察南川豪族的分布与发展.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数量有二波增置高峰期,分别是梁末陈初与唐武德中,这些在改朝换代之际而新置政区的增废与南川豪帅有密切关系.梁末陈初江西新置政区主要针对二地豪帅而来,一是赣中的巴山及其周边,一是赣西北,前者聚集了黄法氍、周迪、周敷和熊昙朗等豪帅,后者则是新吴洞主余孝顷的势力范围.随着南川豪帅的降服,陈朝得以加强对南川地区的控制,若干政区因此被罢废.唐武德中的新置政区则是隋末唐初南川「群盗」——林士弘(本土)与张善安(外来)势力的最终体现,新置政区集中在二个区域,一是赣西北,一是赣中的吉安地区,前者有王戎、应智顼等豪帅,后者则是卢陵刘氏的势力范围.这些「权置」的州显最后因唐朝一统天下而被罢废.朝换代之际增置政区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承平时期增置政区,就南川地区而言,政区的增置与罢废更多的是反映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消长.
-
-
吳修安
- 《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
| 2011年
-
摘要:
本文以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演变为线索,考察南川豪族的分布与发展.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数量有二波增置高峰期,分别是梁末陈初与唐武德中,这些在改朝换代之际而新置政区的增废与南川豪帅有密切关系.梁末陈初江西新置政区主要针对二地豪帅而来,一是赣中的巴山及其周边,一是赣西北,前者聚集了黄法氍、周迪、周敷和熊昙朗等豪帅,后者则是新吴洞主余孝顷的势力范围.随着南川豪帅的降服,陈朝得以加强对南川地区的控制,若干政区因此被罢废.唐武德中的新置政区则是隋末唐初南川「群盗」——林士弘(本土)与张善安(外来)势力的最终体现,新置政区集中在二个区域,一是赣西北,一是赣中的吉安地区,前者有王戎、应智顼等豪帅,后者则是卢陵刘氏的势力范围.这些「权置」的州显最后因唐朝一统天下而被罢废.朝换代之际增置政区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承平时期增置政区,就南川地区而言,政区的增置与罢废更多的是反映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消长.
-
-
吳修安
- 《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
| 2011年
-
摘要:
本文以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演变为线索,考察南川豪族的分布与发展.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数量有二波增置高峰期,分别是梁末陈初与唐武德中,这些在改朝换代之际而新置政区的增废与南川豪帅有密切关系.梁末陈初江西新置政区主要针对二地豪帅而来,一是赣中的巴山及其周边,一是赣西北,前者聚集了黄法氍、周迪、周敷和熊昙朗等豪帅,后者则是新吴洞主余孝顷的势力范围.随着南川豪帅的降服,陈朝得以加强对南川地区的控制,若干政区因此被罢废.唐武德中的新置政区则是隋末唐初南川「群盗」——林士弘(本土)与张善安(外来)势力的最终体现,新置政区集中在二个区域,一是赣西北,一是赣中的吉安地区,前者有王戎、应智顼等豪帅,后者则是卢陵刘氏的势力范围.这些「权置」的州显最后因唐朝一统天下而被罢废.朝换代之际增置政区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承平时期增置政区,就南川地区而言,政区的增置与罢废更多的是反映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消长.
-
-
吳修安
- 《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
| 2011年
-
摘要:
本文以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演变为线索,考察南川豪族的分布与发展.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数量有二波增置高峰期,分别是梁末陈初与唐武德中,这些在改朝换代之际而新置政区的增废与南川豪帅有密切关系.梁末陈初江西新置政区主要针对二地豪帅而来,一是赣中的巴山及其周边,一是赣西北,前者聚集了黄法氍、周迪、周敷和熊昙朗等豪帅,后者则是新吴洞主余孝顷的势力范围.随着南川豪帅的降服,陈朝得以加强对南川地区的控制,若干政区因此被罢废.唐武德中的新置政区则是隋末唐初南川「群盗」——林士弘(本土)与张善安(外来)势力的最终体现,新置政区集中在二个区域,一是赣西北,一是赣中的吉安地区,前者有王戎、应智顼等豪帅,后者则是卢陵刘氏的势力范围.这些「权置」的州显最后因唐朝一统天下而被罢废.朝换代之际增置政区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承平时期增置政区,就南川地区而言,政区的增置与罢废更多的是反映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