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

摘要： 新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所通过的国难方案里面已经承认小先生对于解决国难的贡献。它很明显地指出前进的小孩、前进的学生、前进的大众,都要总动员来做这非常时期之教师。在过去的普及教育运动中,小先生已经采取了即知即传的原则,很有效地推广了寻常的教育工作。他们今后的任务不能停止在教人识字或是教人一些普通科学了,他们应当集中力量向大众宣传民族的危机和民族解放的路线。二良乡的小先生救国会的工作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这种救国会应该普遍地组织起来。我们的小先生是在参加一个最伟大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有五万万先生,五万万学生,五万万同学,我们只有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一切识字教育、科学教育都要以它做中心。

摘要： 陶行知提出:“大众要在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中取得这历史的教训。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行动,教大众根据集体意识而行动。国难教育是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得救了。国难教育的任务,在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之第一件大事。”如此,先解放大众思想,提高民众觉悟,才得以实现民族解放。

摘要： 2017年8月,一位老人千里奔赴韩国洪川江畔吉谷里寻找父亲的牺牲地,他将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安葬点的树枝上,照片上的人身着戎装,剑眉星目。老人将白酒缓缓洒在地上,屈膝跪地,泪如雨下。随后,他捧起一黄土,小心翼翼地放入随身携带的盒子里,带它回家以寄哀思。老人名叫邓其平,他的父亲是邓仕钧(又名邓世军)。

摘要：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

摘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夏大地,正值国难空前,全民抵抗的重要关头。艺术的保存、研究和创作也难免受到时局的影响。我们选取这一特殊时段,回顾文物辗转飘零的动荡历史,以及国难时期文化艺术界人士对"国之重器"的护佑与钻研,并以长安画派代表画家——石鲁的创作为例,一窥当时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所萌发的昂扬革命新风。

摘要： 成为国家龙虎兵薛维轩,陕西西安户县人,1922年出生,因家贫自小在舅舅家长大。在舅舅进步思想影响下,家里先后五人当兵,其中四人参加对日作战,一人在新疆伊犁保卫边疆安全。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薛维轩青少年时即产生了心系国家民族的朴素爱国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大西北的三秦热土上,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日高于一日,薛维轩逐渐萌发了报考军校为国效力的念头。1939年,17岁的他如愿考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为第18期骑兵科第8大队的一名学员。

摘要： 2020年2月6日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重症医学科郭海鹏医师接医务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前往武汉参加抗疫救援工作。为不影响父亲休息,遂微信留言,告知父亲自己2月7日就要去武汉参加战"疫"。2月7日上午,郭海鹏父亲回长篇微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慈爱与支持。这个五代从医的家庭在国家危难之时的选择与担当,令人敬佩。

摘要： 以《阎锡山日记》作为切入点,考察在"九·一八"之后,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政治人物面对日本侵略做出何种抉择.阎锡山逐渐公开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提出国内团结和经济建设的主张.阎锡山在国难面前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反蒋的策略,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促进了二者的和解与合作.阎锡山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时代的要求和一个群体的共同认知.

摘要：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影印的争论，并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基于不同立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了自身的诉求，其论题也超出了专业性的范围，进而扩展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深入探究这场论争，不仅力图完整的还原这场对当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论争，更期待以此来考察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摘要：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影印的争论，并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基于不同立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了自身的诉求，其论题也超出了专业性的范围，进而扩展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深入探究这场论争，不仅力图完整的还原这场对当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论争，更期待以此来考察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摘要：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影印的争论，并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基于不同立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了自身的诉求，其论题也超出了专业性的范围，进而扩展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深入探究这场论争，不仅力图完整的还原这场对当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论争，更期待以此来考察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摘要：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影印的争论，并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基于不同立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了自身的诉求，其论题也超出了专业性的范围，进而扩展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深入探究这场论争，不仅力图完整的还原这场对当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论争，更期待以此来考察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