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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

四书的相关文献在1961年到2022年内共计836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829篇、会议论文7篇、专利文献128494篇;相关期刊587种,包括中国哲学史、齐鲁学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 相关会议7种,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及其衍化”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性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等;四书的相关文献由720位作者贡献,包括许家星、朱汉民、肖永明等。

四书—发文量

期刊论文>

论文:829 占比:0.64%

会议论文>

论文:7 占比:0.01%

专利文献>

论文:128494 占比:99.35%

总计:129330篇

四书—发文趋势图

四书

-研究学者

  • 许家星
  • 朱汉民
  • 肖永明
  • 文小兵
  • 王小波
  • 金克木
  • 佚名
  • 王啸
  • 王少芳
  • 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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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海琳; 苏艳
    • 摘要: 三厘定的翻译思想源于我国古代文章学,并将文章学思想运用到翻译中,是我国传统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御制翻译四书》的序言中,乾隆皇帝提到了四书重译的三个厘定,对于三厘定的内涵和来源,学界还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以乾隆年间清朝的文化政策为背景,通过比对文义、意旨和语气在谕旨中的使用,认为其内涵在于翻译中言内之意的异同、言外之意的深浅和语言风格的轻重。
    • 张鸿彦; 王诣涵
    • 摘要: 俄罗斯对“四书”的研究距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研究紧跟两国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和文学研究走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着不同于中国以及欧美的独特之处。与其他三部作品相比,《中庸》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相对纯粹的学理性研究与翻译,是俄罗斯“四书”学研究领域特殊且重要的存在。本文以俄罗斯汉学发展为历史主线,选取代表《中庸》政治宗教、哲学诗学译释取向的两类译作,介绍《中庸》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分析不同学者-译者对关键词“中庸”内涵的阐释程度,展示《中庸》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从侧面反映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 蒋明
    • 摘要: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 喻中
    • 摘要: 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 孙建伟
    • 摘要: 道德行为是君子群体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其形成之路径多样,大要则不外乎修道、问学之二途。道是君子文化的核心概念,亦是君子道德行为的内在依据。君子以道的传承者自任,修道代表了君子道德行为“形而上”的一面。修道须先明道,道非学不能明。学要转化为强大持续的精神力量并以正确的方式呈现出来,须一于道而成之。故君子进德,不可不修道,亦不可不问学。
    • 单晓娜; 涂耀威
    • 摘要: 晚清今文经学家治经学的特点是阐发经典蕴含的政治观点,以公羊学阐释《五经》,也以公羊学阐释《四书》。宋翔凤以明堂阴阳解《大学》,认为“大学”即明堂,“明堂”在“明明德”,“明德”是帝王自明其“五行”之德,“明明德”是用有明德之人,“格致”是王道效验所在,解“财用”以“五行”,认为《大学》微言大义讲的是王道仁政。宋翔凤《大学》诠释思想相对于将《大学》变成考证之学的汉学家来说,是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汉学”,义理诠释多一些;相对宋学以心性道德阐释《大学》义理者来说,是重王道仁政之微言大义,经世的成分多一些,值得关注。
    • 许家星
    • 摘要: 吴康斋对《四书》的体证,极大强化了作为生命修证的四书学之工夫论意义。《四书》构成康斋强大的精神信念,使其虽身处贫病交攻之境,却始终不坠圣贤之梦。《四书》安贫乐道思想构成康斋自我激励的价值引领,使其在半耕半读的境遇中咀嚼出贫淡如水之味;“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成为康斋用力《四书》的基本方法,尤其汲取了其中知止安命、素位而行、不怨不尤、识得本心、克己复礼等工夫以对治身心困境,实现了生命践履与经典教化的融为一体,体现了践履之儒的独特品格,证成了经由儒家经典展开自我教化的普遍意义。
    • 吴姿翰; 王啸
    • 摘要: 朱熹的诗教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形而上意义,通过日用工夫涵养、复归本心,以启明广大生民之本心,通达大道。为充分发挥《诗经》的教化作用,使其与集理学之大成的《四书》学融贯为一整体,朱熹的治经重心与前儒相比有所转移,将义理阐释作为解经旨归之一,引理入经。“思无邪论”“淫诗说”“反美刺论”等诗教观使《诗经》文本脱离政教桎梏,在回归本义的基础上施展教化。探究朱熹诗教观在《四书》中的呈现,可以经鉴理,发掘其背后的义理主线。经与理的密切关联深化了经学的思想底蕴,更优化了理学的教化效果。朱熹在经学理学化方面的努力使其思想体系更具整全性。
    • 蒋明
    • 摘要: 书院与《四书》自宋以来被并列为重要的理学标志。清代书院的形态相对宋明有所变化,其对《四书》之安置也出现了新的嬗变。从讲学到考课,清代书院教士以《四书》义理为宗之旨趣一脉相承。乾嘉之时,《四书》在书院的核心文本地位并未随精英学人的学术重心转向“五经”而动摇。阮元和张之洞先后掀起书院调整《四书》安置的风气变革,并造成了典范性影响。这种尝试的思想学术史意义当然毋庸讳言。但若将视野拓展至整个国家文教系统的经书安置中,不难发现其限度是明显的。整体来看,从乾嘉到同光之际,提倡“五经”或“十三经”,尝试改变书院独尊《四书》地位的效果有限。不管清学演进中学术旨趣如何转移,书院对《四书》的安置始终保持着动态稳定。
    • 陈鸿儒
    • 摘要: 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提出"德润身"的命题,这对于儒家思想系统而言,可谓画龙点睛之举。"德润身",是儒家传统中一以贯之、鲜明独特的一面,是理解、践行儒家思想时不可不特别留意之处。这三个字,即使不能说就是儒家思想之"眼",至少是其"眼"之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而,这一命题是开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德润身"提示、确证儒家身心交关的实践传统,堪称儒家四书的一条经线,实为儒家"德性的智慧"的一条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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