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

摘要： 地震灾害是我国频发的多种自然灾害之一,除威胁人身财产安全以外,地震也容易给灾民带来严重的精神冲击和心理创伤。通过对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大地震灾民心理变化的考察,不难发现灾民对震灾的认知和反应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灾异观有紧密联系,而各级政府赈灾及社会救助中也包含了针对灾民心理重建方面的措施。

摘要： 明中叶随着内阁权侵六部,而内阁之权又集中于首辅,内阁斗争呈现出愈加激烈的态势,而皇帝的态度在这种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环境中,阁臣在“媚上”与“谏上”之间,在“权势富贵”与“士人风骨”之间辗转腾挪,耗尽心力。而内阁斗争中的失意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从这种扭曲状态之中解脱出来,给诗歌“应制”“酬和”之工具性虚与委蛇的沉闷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其中有对山林的喜爱,有对故乡的眷恋,有对内心中的痛苦敏锐的感受和审思,有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思考和追问。他们从台阁走向山林,又从山林遥望台阁;他们收敛起写诗“为人”的虚荣与疲惫,开启了写诗“为己”、表达自我、慰藉心灵的新篇。

摘要： 明代在《宗藩条例》颁布之前,未有旁支晋封者追封生身父母的明确政策,但存在亲支绝嗣、旁支晋封的情况。到了嘉靖朝,有关条例的缺失导致了“大礼议”事件。之后,明皇室重新诠释了“继统不继嗣”的宗法关系。秦府及晋府在“大礼议”前后都有旁支晋封的亲王及郡王,且都属于“侄继伯统”,与嘉靖帝和弘治帝的宗法关系一致。其对生身父母的追封不仅受到嘉靖帝追尊父母行为的影响,更被作为大臣彼此攻击的政治手段,目标的达成与嘉靖朝局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摘要： 明宣德四年国家首次颁行《军政条例》,之后,正统、弘治和万历年间又有续修,并颁布通行。但嘉靖朝有无国家军政条例,学界至今未有明确定论。嘉靖时期,因北虏南倭的局势,各地官员纂辑刊行有关军队法律较为活跃。其中嘉靖三十一年巡按监察御史霍冀辑《军政事例》,经兵部议覆,皇帝允准而刊行,成为国家军政条例,并一直行用到万历初年国家再次颁行《军政条例》。嘉靖朝霍冀的《军政事例》在体例上开创了分门别类纂辑的新方式,也为万历《军政条例》所继承。

摘要：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市琼山区)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参加乡试中举。

摘要： 在邢台市所辖的内丘、邢台县(今信都区)、沙河市西部太行山区,上百公里的山上有明代长城.这些并不位于边境的长城,建有关楼,筑有长墙,驻人防守,与明朝北部"九边"长城拥有同样的作用.但是这些长城并非朝廷投资修筑的国防工程,而是明朝中期因蒙古人入侵山西,顾虑其翻越太行,进入华北平原袭扰掳掠,冀南沿山府县遵照嘉靖皇帝旨意,组织修造的防御工事.同时沿线并无军队,只有当地民壮防守.

摘要： 《鈐山堂集》是明代權相嚴嵩的詩文别集。嚴嵩(1480-1566),字惟中,號勉庵、介溪等,袁州分宜(今屬江西)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累遷禮部尚書。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師,謹年殿大學士。嘉靖二十七年,再任内閣首輔,專擅國政十數年。

摘要： 家住升平坊接近20年了,突然想到田顼。我现在住的楼房,大约就在他故居的位置。书房里有田顼编纂的嘉靖版《尤溪县志》重印本,探寻他内心世界的想法,愈加强烈。田顼,字希古,又字太素,号秬山,明弘治九年(1496)生于尤溪三十五都(今福建大田石牌乡),7岁随父亲田濡迁居尤溪县城北门种玉山房。田顼成年后,在城中衙后街升平坊(今厦港街北段西侧)筑太素堂,举家迁居。25岁登第后,离开升平坊到各地为官。嘉靖十七年(1538),升贵州按察司副使督学政,次年以母老多病为由,辞官回乡。

摘要： 明代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代嘉靖年间的的倭患问题,在明史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就是“倭寇”的真实身份问题,倭寇的主体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始终充满着争议。以前发表的不少论著都认为,嘉靖倭患是由日本海盗入侵引起的,从而把抗击倭寇的战争看做是一次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战争。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问题重新检讨,从历史事实辩证出发,提出了全新的解释。本文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以及倭寇的真实身份进行分析与整理,以求对明代倭患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摘要： 对于北方蒙古强敌,严嵩反对轻启战端,主张采取以固险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他重用翁万达等将领镇守西北,修筑长城,建北京外城,为稳定北方边疆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