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摘要： 战国之末,为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礼制,又为儒家奠定重要传承的荀子,既以“得人心”的“王道”作为富国强兵之策,也以尊礼、法的与时俱进思想,建立符合时代的法治要求,并将维系最理想上下阶层的“德”,作为制约上层建筑的最重要依据。商鞅则与之相反,既将“王道”转成歼灭六国的最终目标,也将礼、乐教化等道德层面,随“耕战”为赏罚的“军功爵制”,及彻底解除封建贵族阶层而一并抽离。其固然迅速达成目标,但却在历史发展中迅速消亡。

摘要： 《商君书》被称为历史"奇书",详尽记载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理论信仰和具体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为秦国称霸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在变法中实行的"治民"思想,它直接影响着变法的成果,但是其中无不包含着对人民的统治、愚弄、欺辱、压榨和剥削,值得引起大家的思考。

摘要： 商鞅的法治思想丰富深刻,“法”“刑”和“吏”是其基本内核,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涵盖了法的地位、法的制定、法的执行、法的普及等多个领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完整性、严格性、平等性等特点。商鞅以人为本、刑无等级、全民普法、德法并举等主张经过长期的文化浸染,已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或法治信仰,既可以为当下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提供参考,还可以为建构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提供一种路径借鉴。

摘要： 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历史影响深远。秦国的崛起并非商鞅一己之力,其自身较之东方六国在社会、文化两大方面所具备的特殊“优势”,顺应了战国时期的时代大背景,进而成就了商鞅及其法家理论,也加速了秦国的崛起,最终使得秦的一统天下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要：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摘要：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其思想对我国封建君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君书》是商鞅思想的集大成作,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记录了商鞅的变法内容和变法思想。全书共26篇,重点围绕农战和法治展开,内容涉及国家经济政策、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法治建设、军事管理、赏罚制度等众多方面,是国家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的结合。探析商鞅农战思想,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文化内涵与精髓。

摘要： 纵观《治道》全书,思想宏大,视野广阔,分析细密,引人人胜,对商鞅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本身,其思想与实践的内在逻辑,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使读者对商鞅的贡献有了具体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以事实证明了本书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商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政治家。

摘要： 商鞅通过引入"礼法以时而定"这一价值相对论原则,解构了传统礼乐思想在秦国思想领域的绝对性与权威性.但由于商鞅弃绝了传统礼乐与神圣价值的象征关联,有关礼乐思想的辩证探讨逐渐被政治法权所具有的绝对力量所取代.在这种思想的转化中,商鞅的乐论思想变得异常极端.反思商鞅的礼乐批判观,可以看出礼乐思想与刑法思想只有在辩难中承认彼此的价值分歧并以神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才能客观公允地面对各自的问题并以超越的视角突破当下的生存困惑,这既是对现实处境的有效回应,也是对人性向善品质的葆守培养.

摘要： 以自利人性论为理论根据,商鞅提出了以控制和威逼为本质特征的吏治理论,具体内容包括垂法而治、明法平法、轻罪重罚、告奸连坐、无宿治等方面.韩非明确提出"以术治吏"的理论,主张用各种类型的术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管理,同时又建构了"法术之士"的健全人格,忠君、守法、公正、廉洁、正直、明察是其主要的人格素质和能力.睡虎地秦简对"良吏"和"恶吏"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并对官吏的"善失"问题做了深入辨析.睡虎地秦简所见吏治思想是对商鞅和韩非吏治思想的接续与超越,是秦代学吏制度的产物.法家吏治思想在秦地的演进历程是:起始于商鞅、发展于韩非、完成于秦简秦律.

摘要： 关于商鞅和《商君书》,在价值评判上从来就有两种倾向,主流的一派偏向儒家,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派偏向法家,持辩护的态度.2020年全年至今,笔者重读商鞅和《商君书》.其间,不断提醒自己把价值倾向尽可能地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让阅读理解朝着理性、客观、公正的目标前行.阅读中感触最深的可以做以下两种概括:第一,记载商鞅事迹最为全面系统的《史记·商君列传》不过是司马迁在讲故事.他对商鞅在秦国的许多行事是敌视的,所以用"少恩""天资刻薄人也"给予评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味,难免也有明显的价值偏见;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个重大历史活动,却能如实直书,给予恰当肯定,在保持历史主义品格及其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不愧"良史之才"的美誉.第二,《商君书》围绕着"农战""刑赏""胜民""作壹""势术""断家"等政治术语展开论述,构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它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刑去刑""抑制强民""利出一孔""事合利异""行治曲断"等观点以及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论证,即使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有深刻洞见的政治学说.此外,它还在"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的领域里驰骋政治想象,为自然状态理论和国家起源说贡献了一家之言;它使用"道""理"术语,把政治现象纳入知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给"圣君明主"这个主题以理论阐释.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支撑着系统的治国方略,《商君书》完全可以与其他任何一本一流的政治学/哲学经典相媲美.

摘要： 商鞅,公孙氏,名鞅,战国时期卫国人.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因军功被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因而称为商鞅.商鞅是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又对法家思想的成熟有重要贡献.他在秦国的变法涉及众多方面,而最为核心的是通过法治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商鞅重视立法,将变法的各项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民众,变法中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政策都通过法律来体现和实施.商鞅亦重视法的执行,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绝私情对执法的干扰,赏罚完全以法为准,而且认为国君必须带头守法,以使国内人人守法.韩非被看作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法治思想.二人主张法治,对儒家的德治有很多批判,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法治与德治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他们对德治的作用亦非彻底否定.本文将以《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①分析并比较商鞅和韩非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