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

摘要： 在周代,贵族在饮酒礼彻俎环节之后有脱鞋登堂的行为。《仪礼》中称“说屦”,秦汉以后称“解履”。解履是当时人们在席居生活方式下,对原始生活习俗的保留。日常生活中,弟子侍奉师长时,弟子需要解履于户外,然后方可入室。行饮酒礼时,宾主需要解履登堂燕饮。饮酒礼中,只有特定的人群可以解履登堂燕饮,而等级较低的士阶层和从事服务的厮役则不解履。饮酒礼彻俎之后的解履行为,是将室内的习俗借鉴到礼仪活动中,体现了“由俗入礼”的礼学发展路径。该行为彰显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亲密、团结,并区分出不解履的士及厮役,以此强化了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周代饮酒礼中的解履行为,一方面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区别了不同等级之间的亲疏,反映了“情义兼尽”的礼学思想。

摘要： “甘棠决讼”是周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文化现象,被认为是治世的象征。就司法角度而言,它其实是召公为了有效解决周初的民事讼诉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司法改革,通过设立流动法庭的办法,以司法调节的方式解决民间纠纷,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消除基层的社会矛盾。流动法庭的设立,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它是西岐长期致力于法制建设,缔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的结果,也是召公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积累的解决社会矛盾的经验在民间的推广。

摘要： 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时期习用的金文"■"字,由于它和"■(司)"字常连用,并且多见于册命用语,特别是见于毛公鼎、番生簋等重器铭文,所以它对于说明西周官制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关于金文"■"字的研究,诸家所论繁富,但迄今尚无定论。近年新出现的山东沂水春秋墓的青铜器上有标明其读音的字,为相关研究走出困境找到了前进方向。然而,这个新出现的字所从的音符不当读为"恖",而应当读为"憃",所以关于其读音以及其在彝铭中用意的研究尚有一些讨论的余地。

摘要： 虢仲钮钟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大型邦墓虢仲墓,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编钮钟,也是最早与甬钟成套出土的钮钟。在西周晚期甬钟发展的成熟期与钮钟初成期这一节点上,虢仲钮钟的编列与音列设置既有其一贯继承性,也有革新突破性。虢仲钮钟的出土更新了人们对钮钟的认知,在周代礼乐的实践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过渡性意义。

摘要： 最早的稷神是炎帝神农氏,但到夏朝后期稷没有起到作用,就不祭了。商代胡臭亶时,周弃成为祭祀的稷神,是为后稷。殷周同祭,汉代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据材料后稷为帝舜之子,而不是帝喾所生,因此得到舜的重用,主稷封邰,成为周人的始祖。《史记》虽本《诗经》,但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略有改动。

摘要： 南方地区龙窑的出现与发展是瓷器发明的条件之一,北方瓷器始烧于北朝时期,晚于南方。除了南北方原料上的差异以外,窑炉技术的差异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对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收集与梳理,将汉代至北朝时期位于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及山东地区的陶窑进行分型定式及分期,探讨其特征演变轨迹。初步推测烧成温度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窑炉形制的变化,包括窑室及火膛面积的增大、烟道增多与面积增大等多个方面。烧成技术的逐步提高是北方地区在北朝时期能够烧制出瓷器的重要技术保障。

摘要： “天人关系”是周代思想界思考论辩的重要问题。周代的天、人之辩既包括神、人之辩,又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周代的天人之辩从“尊天敬神”“以人法天”出发,发展到神人并尊、天人并尊,最终发展到否认鬼神的作用,降低“天时地利”的地位,肯定“吉凶由人”,主张“贵人先人”。在“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以人法天”与“以人定天”的互动建构中,周代的“天人合一”完成了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周代天人之辩中体现的“人本”倾向,使得葛兆光的殷周文化一体论以及赵法生的周代伦理宗教“天民平衡”的新论不攻自破。

摘要： 由梦而祀的观念逐渐由过去的单纯行为演变为一种政治手段或者工具。祀与不祀不再听命于梦,而在于如何释梦,而释梦则又由政治需求所决定。春秋时期梦的作用逐渐减弱,人们只有在想满足自己的需求时,才会让它重新站出来,不过是对由梦而祀这种合法信仰的利用而已。春秋时代,周天子地位下降,王室衰微,逐渐丧失了对诸侯祭祀权的控制,命祀制度不断遭到破坏。但从另一角度却又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理性的增强,而非理性事物(譬如占梦活动等)对事态发展的影响日渐削弱的情形。

摘要： 疫病是一种具有广泛流行性或强烈传染性的疾病,在周代社会频频爆发,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疫病灾难,时人一方面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积极预防,采取有力措施科学治疗;另一方面,由于受时代局限,时人又误认为疫病乃神灵作祟所致,故而出现了企图以巫术驱除病魔的落后做法。

摘要： 曾国在西周早期伴随着周王室对于南土的经略活动而被分封于随枣走廊地区,并逐渐成为汉东诸国最大的一支。曾国之先祖“南公”地位可与周公、召公、太公相当,曾国的军事战略意义主要是拱卫宗周的南门、保障青铜之路的畅通。随州庙台子遗址的发掘和浮选为研究江汉地区历史时期(两周时期)曾国地区古代农业提供了契机。伴随2015年至2017年随州庙台子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水稻(Oryca sativa)、小米(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豇豆属(Vigna sp.)和豌豆(Pisum sativum)等农作物种子,占植物种子或果实遗存总数的94.8%。量化分析表明,庙台子所在的曾国地区既非单纯的稻作农业经济,也非单纯的旱作农业经济,而是稻、粟几乎并重,此外小麦在农业生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典型的稻旱兼营。庙台子遗址地处江汉,该地区史前时期属于中国南方传统的稻作农业体系,随着周代曾国先祖受封于此地,受到了周文化旱作农业体系的强烈影响。

摘要： 历朝历代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与其所属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周代乐舞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同其他门类的教育一样,深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周人尊礼尚施,正如《论语·八佾》所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与《礼记·表记》中"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风尚差别鲜明.比较三代而言,周人对鬼神所持的态度更加理智,周代是一个富于理性的时代,以至于周代乐舞也富于理性精神.周人"文质彬彬"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在周代的乐舞教育等方面.周代乐舞教育具有制度化、系统化等特点,乐舞教育在周代整体教育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代乐舞教育的历史价值在于统治者并没有像此前的夏、商朝一样将乐舞作为享乐的工具，而是将乐舞作为教化国民的手段，培养出内外兼修的统治者接班人和国民子弟。周代教育国民从小就要学习“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御，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全部文化艺术成就。这对于当代国民教育，尤其是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启示。现今我国高校中的舞蹈教育可分为专业型舞蹈教育和美育型舞蹈教育。在我国各种综合类大学、艺术类专业学院中，凡是开设舞蹈专业的，其教育目标越来越注重对人才的全面培养。周代乐舞教育开创了我国舞蹈艺术教育的先河。它不仅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规范国民的内外修养，而且还作为教育后代、移风易俗的手段，承担着美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双重任务。周代乐舞教育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价值，并成为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而且还给当代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对于当代舞蹈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

摘要：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源自周代国家的礼乐教育,为了国子之礼乐教育首先要对相关机构中的专业乐人实施教育,因此,周代国家礼乐教育面对两种人,一是专业乐人,一是国子.没有前者自身的教育也就无法完成对后者的教育.作为礼乐,既要把握乐德、乐语、乐舞,还要考量与多种礼制/礼俗仪式相须固化为用,以及不同乐制类型对应不同礼制仪式类型的丰富性,这是完整意义上的礼乐内涵.以社会和谐有序为目的的乐教意义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礼乐观念之上.既往对周代礼乐教育更多关注周王室和国子,却忽略在《周礼》与《仪礼》中所表述的周王室之礼乐与诸侯国的相通一致性、承载礼乐群体亦应进行教育的层面.由此引发周王室之皇家礼乐机构与诸侯国礼乐机构究竟有怎样关系的思考,音乐本体与礼乐为用的探究.作为仪式性群体固化为用、且具有多类型性和多种风格的礼乐形态,在没有现代科技以为支撑的社会形态下,如何能够完成这种相通一致性亦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摘要： 两周时期建立了较完善的助祭制度,在君统及宗统祭祀体系中,君王、诸王、宗子承担主祭者的角色,其他与祭人员由助祭者和执事者组成.本文主要分析了君统祭祀体系中,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服饰、贡职及行礼位次等礼仪规定,初步探讨了乡射礼前所行乡饮酒礼、大射前所行燕礼以及大射择士助祭礼仪用乐中的《诗经》作品.重点考察了《诗经》中的助祭乐歌,详细分析了此类乐歌所表现的助祭内容,认为两周时期的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同时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

摘要： 《周礼》是记载我国周王朝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之作,虽然不是饮食养生书籍,但其中记载了周王朝宫廷对膳食的要求,食物配制有专职的营养师,主食以六谷为主,饮料偏向酒剂,注重肉食与主食的和谐搭配,兼和各种调剂,并且能顺应四季来调和五味,在内外科疾病的治疗上也能适当地使用粮食作物等等,使人们能从中一探中国早期饮食养生的端倪,了解中国饮食养生保健思想的萌芽。

摘要： 先秦时期是养生学的发生阶段,后世诸多养生观念皆已开始萌发.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文化内容,不仅"长生"观念已经广为流行,而且在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浸染下,在饮食、医药、环境、音乐等领域都已具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养生经验,值得重视.

摘要： 本文主要从蔡叔度的始封地、蔡国复封后的都城变迁、蔡国的地理位置与蔡国兴亡的三方面介绍蔡国的历史变迁。蔡国是周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其为姬姓,与周室同宗.它自周初开始封国,到战国初年被南方的楚国灭亡,共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历史,在周代的封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蔡国的事迹多见于史书记载,如《左传》与《春秋》等均有记载.

摘要： 《周礼》是记载我国周王朝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之作,虽然不是饮食养生书籍,但其中记载了周王朝宫廷对膳食的要求,食物配制有专职的营养师,主食以六谷为主,饮料偏向酒剂,注重肉食与主食的和谐搭配,兼和各种调剂,并且能顺应四季来调和五味,在内外科疾病的治疗上也能适当地使用粮食作物等等,使能从中一探中国早期饮食养生的端倪,了解中国饮食养生保健思想的萌芽.总而言之，饮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本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从单纯地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到有意地追求美味营养，饮食在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神农本草经》的365种植物分别被归类到养命、养性和治病三方面，当《黄帝内经》的养生思想被明确提出之前，人们关注生命的行为一直都存在于看似不经意之中。《周礼》的记载，揭示了人们注重饮食养生的思想。

摘要： 西周初期,已经非常重视保护自然生态,并颁布了严厉的法令,设置了各种专业的管理官员.公元前780年三川流域发生大震灾,西周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太史伯阳甫依据当时的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参考夏、商灭亡的历史经验,预言了西周十年内必将灭亡.在的"月令"篇里,有一系列的保护自然生态的记述,以及气象异常与水、旱、风、疫等灾害的关联.这些记述,当是先民长期(可能是一二千年)经验的总结,应予足够重视,深入研究,或可作为现代短期灾害预测的参考.

摘要： 《多方》的"周公曰:王若曰"文例,与西周中期的(辩)伯丰方鼎、西周后期的琱生诸器的文例省略形式,完全相同.由后者可知,《多方》的这种文例反映了周公致政后代王向方国首领发布文诰的史实,今本《尚书·周书》将其编在《雒诰》之后是正确的.《多士》的文例与《多方》类似,产生的政治背景也与之类似.《多方》、《多士》的特殊文例,既折射了西周初年王权平稳过渡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周公对王朝的拳拳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