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摘要： “关中四大”近年来,陕人吴宓教授的日记、年谱等相继问世,对读者而言不啻是打开了一扇久闭的大门,让人隐约可以窥见其人的奥秘,进而曲径通幽,得以领略晚近学界以及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吴宓(泾阳人),其声名可谓为晚近学界的陕人之首。前者,他的生父吴建寅(芷敬公)曾就职于上海大学和国民政府监察院,晚年则在家乡颇有声望;他的叔父和嗣父吴建常(仲旗公)更是大儒刘古愚的弟子,历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国府监察委员等;还有一个姑丈陈伯澜,更是吴宓的“精神之父”和人生导师。有这样的背景,吴宓可谓得天独厚,很快崭露头角,他15岁始办刊,先后有《童子月报》《十二小豪杰》《陕西维新报》《敬业学报》《星星杂志》《陕西杂志》等,乃至1942年成为堂堂“部聘教授”,终成“关中四大”之一。

摘要： 吴宓的“二马之喻”,是他在“文学”与“编辑”选择上的缩影,是理想与事功的两难。吴宓一方面心怀新人文主义文学理想,望成专门之成就、佳妙之著作;另一方面,在新旧交嬗的文化语境中,他以传统文人的历史责任感积极入世,欲办报立说、以图事功。吴宓的三次文化选择,即美国求学的专业抉择、入学之后的择业考量、归国办报的两难困境,都反映了“二马”在他心中的背驰冲突。诚然,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中,是潜心文学还是办报立说、是“入世”还是“出世”,是吴宓的,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难题。

摘要：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摘要： 新文化运动之后,吴宓在个人、历史、修辞乃至世界人文传统遭遇危机时,以文学为出发点探寻因应之道。本文以吴宓的文化实践为研究对象,借以思考以下问题:他如何借由白璧德对“古典中国”的发现而再次发现了“中国”;以及当吴宓将彼岸的“新人文主义”带回故国,他的文化实践又如何逸出其师的理论与偏好,反复在危机时刻介入“儒教”、“诗教”与“情教”的辩证,为中国文化根性的绵延与复生寻求方案,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转型时期开启了一条“会通”的路径。

摘要： 序曲【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1915年9月14日,吴宓在日记里写道:“中国写生之文,以《史记》为最工,小说则推《石头记》为巨擘。而此书之声价,正以其所叙述,皆琐屑而真挚也。”吴宓是20世纪著名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热爱持续了一生,他不但反复阅读,而且能熟背120回的回目。

摘要： “中国有无史诗”是文类学经典议题之一。尽管已有多人断言“epic”在中国文类中阙如,但吴宓的《希腊文学史》依然归纳出中国弹词与荷马史诗的12个相似点。此前,已有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用弹词比照拜占庭骑士叙事诗《奥卡森和尼科莱特》。而早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在《六合丛谈》发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以杨慎《二十一史弹词》阐述荷马、赫西俄德“作诗歌以叙史事”。随着西方文学理念的东渐,弹词日益受学者重视。郑振铎深研弹词后,修改了自己往昔“中国无史诗”的观点。陈寅恪会通文学、历史和宗教,洞察到希腊、印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以上诸人往往悬置了史诗的“内在形式”和中国文体分类传统,却在中外文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摘要： 吴宓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也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界对吴宓与学衡派的研究不断深入。从学衡派的文化载体研究、学衡派的学者群体研究、多维视野中的学衡派等方面对吴宓与学衡派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

摘要： 吴宓留美期间接受了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但吊诡的是,他又是实践新派浪漫情爱最为坚决的一人。然则,在爱情上极为“新派”的吴宓何以选择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本文将从吴宓留美前的教育背景、文化思考等因素出发,探讨吴宓走向白璧德的思想基础,并重回吴宓接受梅光迪邀请的历史现场,分析吴宓走向白璧德的契机,以期全面追溯吴宓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动因。

摘要： 博克对于分离与认同的修辞分析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研究中的"阻抗"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分裂性、对抗性只是阻抗的表象,其背后潜藏着求同的动机:一种力图打破现行秩序,在拆解后的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价值取向.以吴宓所译《钮康氏家传》为例,我们可以从其阻抗式批评话语的分离性与求同性这一组修辞特征中窥见阻抗之深意.有鉴于此,翻译研究中应避免对"阻抗"的简单化误读,通过考察文本内外的分离与认同手段,深入探求阻抗式话语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丰富意涵.

摘要： 1949年之后的吴宓,从新人文主义的单纯的义理说教转变到化为血肉之躯的殉道理想,实现了生命的圆融无间、羽化为一.同时他又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文化悲剧英雄,但他的文化孤独更切合时代症状,是一种赤子情怀的孤独.此时的吴宓,真正成熟起来,实现了自我文化思想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