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

摘要： 以叶燮《原诗》中的“识”为研究对象,阐释“识”的理论内涵,指出“识”包含的理性和感性双重因素,强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与佛学“心性论”有着深刻联系。受此影响,叶燮“识”论强调审美主体的独断能力,提供一种执中的审美原则;“识”融通物、我两端,促进意象的生成。

摘要：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摘要： 在叶燮的诗文创作中,唱和诗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此类诗中,同人间的唱和反映了其交游情况,而对古人的追和则表露出其宗诗倾向,从中可以窥见唱和诗与其诗论之联系。叶燮受韩愈之影响,故意借唱和诗驰骋才力,以难为巧,使其唱和诗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但过多的应酬滥作,不可避免地使其部分诗作呈现了一些缺点。对此之研究,将为叶燮诗歌总体成就的评估提供参考。

摘要： 叶燮在《原诗》一书中阐释其诗学观念。在叶燮看来,诗歌的发展是相续相禅的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才是其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在诗歌创作方面,客体的“物”与主体的“我”的相互作用才能“合而为诗”。“诗是心声”,叶燮主张作诗要有感而发,诗歌内容的表达也应是情与志的统一。叶燮在《原诗》中有层次地从诗道和诗心两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诗学思想,建立了严密的诗学体系。

摘要： 叶燮是清初江南吴地著名的诗学家,其《原诗》中的诗歌批评集中体现了以“变”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以及“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的批评特色。他的诗学批评包括诗论家批评与诗人批评:前者批评历代诗论家之不足,但也暴露了其批评的局限;后者高度评价韩愈、苏轼的诗歌创作,称赞他们起到了“转风会”与“别开生面”的作用,全面体现了叶燮诗学批评的特色。

摘要： 叶燮对于传统的"陈熟"与"生新"关系作了共时性的思考,认为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他通过"对待"双方运动之不确定性的论述,消解了"陈熟"与"生新"的优劣,提出"陈熟""生新"须"相济"的诗学思想,要求以"陈熟"为基础,不忽略古人,也不附会古人;以"生新"为目标,以创辟之人为创辟之文.这一思想对当下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诗学,进一步丰富文艺学思想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摘要： 叶燮《原诗》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的古代诗话研究性著作。“原”诗,顾名思义,就是要探究诗歌创作的本源。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认为诗歌的创作并不是单纯性的诗人主观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描摹,诗学作品的创作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审美主客体被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中国诗歌理论演进方向的新变。

摘要： 什么是诗?众说纷纭,“乱象”丛生。诗的本原是意境。一般的散文式直白语言不成诗,运用意示手法跳跃出意境,便是诗的“至处”,诗的奥秘。明确这一点,对于诗作者、编辑、诗评家都具有理论及实践的重要意义。

摘要： 前后七子主张格调,目的在于改变明初以来萎弱的台阁诗风,以及宋元诗歌的格卑调孱和性气诗、理学诗忽视诗歌审美价值的倾向,以汉魏和盛唐诗歌刚健雄浑的格调为摹仿的典范,从而振拔当代诗坛.随着诗歌史的发展以及时代和风尚的变化,清初叶燮从格调等形式的地位、诗教立场、诗史源流以及对"法"的态度等方面对七子派尤其是七子末流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将其抽象为一般的诗史理论.至清代中期,叶燮的学生沈德潜主盟诗坛,论诗与七子派一脉相承,又吸收乃师之论,对格调理论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从而成为中国古典诗学总结时期格调论的集大成者.

摘要： 叶燮是清初江南吴地著名的诗学家,其《原诗》中的诗歌批评集中体现了以"变"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以及"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的批评特色.他的诗学批评包括诗论家批评与诗人批评:前者批评历代诗论家之不足,但也暴露了其批评的局限;后者高度评价韩愈、苏轼的诗歌创作,称赞他们起到了"转风会"与"别开生面"的作用,全面体现了叶燮诗学批评的特色.

摘要： 论中国诗学，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叶燮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进行了新的阐释，把“温柔敦厚”的“诗教”变为了“温柔敦厚”的“诗本体”。其阐释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先把“温柔敦厚”从受教化之人转移到了用来进行教化之诗身上，然后再进一步把它提高到了“诗”之为“诗”的根本规定的高度。由此一来，叶燮就重新赋予了此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叶燮关于“温柔敦厚”的观点，完全可视为其在此问题上对中国美学、诗学和文论的独特贡献。显然，叶氏之论绝不仅仅是传统“诗教”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一命题作了极富创造性的发挥。他的发挥，还体现在他进一步把“温柔敦厚”与“正变”问题紧密地联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