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

摘要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1]萨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同道们想说明的是，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一个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和言说该“东方”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为话语支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或殖民地文化对自身的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知识霸权理论，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的国民性批判问题。 从梁启超最初提出国民性批判理论到鲁迅为这种理论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阿Q，[①]国民性批判构成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专制暴虐、战乱摧残、民生艰难造成国民的卑劣品性或奴隶根性，诸如“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2]欲建设新国家，必先改造国民性。陈独秀在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卑劣无耻退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认为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3]鲁迅弃医从文，据说也是因为醒悟到医治国民之精神比医治国民之体格更重要。他塑造出表现“国人的魂灵”的阿Q，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自贱又自大、怯懦又残忍、愚昧而充满奴性，为国民性批判提供了一个典型代表。[②]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到《东方杂志》、《新青年》，国民性讨论的高潮持续了近20年。在普遍的观念中，不仅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要为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历史负责，改造国民性也肩负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