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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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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刊时间：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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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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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集刊 >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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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384条结果
  •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块丰碑,那个时代建立的艺术传统,已经具备完备的创作原理。彩陶艺术原理的主要内涵是反衬、连续、对称、律动、定向、简化、拆解、重组与象征等,这些原理不仅充分发挥了色彩的能量,也使得彩陶构图井然有序,图案精致凝练且富有动感,而象征手法的应用更是赋予彩陶以灵魂。史前彩陶艺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完全成熟,彩陶所创立的艺术原理为东方古代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 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利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多个遗址中进行了实地物探调查,并取得了多项成果。物探实践的过程是把握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应用规律的过程,其中涉及各种方法的配合与互补、考古物探数据反演与古代遗迹异常识别的规律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无损勘探探测方法的运用,为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规划工作提供迅捷、精确、多样的信息,为现代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与实践依据。在更广阔的时空范畴,考古物探实践对提高我国浅表层地球物理勘探水平,实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和技术从传统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转型,更大程度地实现我国古代遗迹的无损探测并进而更好地进行遗址保护,推进我国物探考古的进程并进而实现与世界接轨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摘要：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遗址,该城经过多次的修筑与增扩改建,其城市形制的多次变化对同时期周边其他都城和后代都城影响很大。本文中所要涉及的问题,主要是西晋末年随着都城与中原汉人的南迁,中原文化与各种制度也都为东晋南朝所承袭,而汉魏洛阳故城魏晋时期形成的都城形制——单一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间,这种布局也明显影响到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为以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王朝都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 摘要：1986年～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及小屯周围进行发掘,获刻辞甲骨500多片,拟编成《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一书出版。本文是从该书著录的甲骨中选取内容重要的20片,进行考释。此20片刻辞甲骨,内容较丰富,如关于方国征伐的,有"伐羌、■","征召方";关于军制的有,"王乍三自:右、中、左","■人"、"立人";关于农业的有"圣田"、"文邑受禾";关于祭祀的有合祭上甲至祖乙五示,祭■甲、父乙、父丙、子己、母戊、妣辛,祭祀兮、河、岳;关于婚娶的有"匄妌,夙畀";有新见的字金、■、■、十小山（合文）;新见的人名子匿、■。此外,还有一片属祖庚、祖甲时期、一百多字的六旬式的干支表。这些刻辞甲骨,对研究商代历史、社会生活及甲骨文字本身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摘要：发现于琉璃河遗址的商代遗迹等反映出该遗址考古遗存的年代上限早于西周。通过将琉璃河遗址的陶簋与安阳殷墟、长安张家坡所出土陶簋进行形制、分期之对比以及对其演化序列的总结,琉璃河遗址陶簋之型式与分期应予以重新划分。根据本文对其分期的重新探讨,琉璃河遗址的商式陶簋的年代上限应提早到商代殷墟文化晚期,下限则由原来的西周早期延长到西周中期,而周式陶簋的年代上限则由西周中期提前到西周早期。琉璃河遗址陶器群由商式陶簋到周式陶簋的变化折射出该文化遗存的周人及殷遗民对不同文化因素的吸收。殷墟期以后,该遗址商式陶簋流行于西周早、中期之殷遗民和周人墓中,至西周晚期,此时的殷遗民墓随葬的是周式陶簋。西周早、中期商式陶簋在琉璃河遗址之盛行,反映出商文化的因素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对琉璃河遗址文化面貌的较大影响。而出土于该遗址的那些由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之周式陶簋表明西周时期包括殷遗民在内的该文化遗存所呈现出的周文化特色。
  • 摘要：目前学者认为,柿园汉墓墓主为梁共王刘买或梁孝王嫔妃。据墓中出土钱币、题刻等考古资料,并从汉代帝陵、诸侯王陵陵墓制度、柿园汉墓单独出现以及该墓与保安山M1的相互关系出发,判定墓主非刘买。通过分析墓葬规模,认为墓主并非梁孝王嫔妃,而是梁孝王王后。据封石文字和相关记载判断,墓主去世和埋葬时间应在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52年。随着对柿园汉墓墓主和时代的重新认定,相关陵墓制度与随葬品的认识应作相应调整。
  • 摘要：作为认知考古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图像、标记符号、象征符号、句意符号、数字符号、文字的考古学研究即为符号系统考古,研究对象是考古遗存中具有特别意义的图案、刻画符号和文字书写符号。图像考古将图像或图案置于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解析其具体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标记的具体含义几乎不可知,那么标记符号考古主要研究其标识功能、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以及社会功能。象征符号是形态比较固定的象形符号,在比较固定的使用环境中和范围内,具有比较固定的约定含义。象征符号考古必须在其原有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探索其功能,尽量破译其约定的含义,剖析其使用的等级制。句意符号是一组简化的图画或由图画简化和抽象出来的一组象形符号,独立表达某个完整的、在图形上没有严格分解为单个词的信息,只是重现信息的内容,不完全反映语言的形式,是原始书写体系。数字符号具有比较固定的形态和意义,有相应的数字发音,像计数工具之形,因此是最先出现的实用性文字。如果考古证明符号构形的创意很明显根据"象形、会意、指事和形声"之中的至少三种理论,以表达特定的词义时,它很可能就是汉字体系。
  • 摘要：泗水流域共有15处地点明确出土有商代青铜礼器,主要为晚商晚段青铜器,且集中于商代末期。出土青铜器地点或遗址均沿泗水分布,中商时期,青铜器集中出土于薛河下游的滕州官桥镇一带,晚商晚段分布遍及泗水流域,表明商王朝对于鲁南、苏北等地区经略重点是控制泗水流域。而对泗水流域的控制实际上是为了控制泗水这一水上交通或言水路,商人通过泗水上联济水以及黄河至王朝腹地,下通淮河以至长江下游地区。该水道除了直接的军事与政治统治需要外,运输长江中下游的铜料很可能是其最重要功用。
  • 摘要：本文总结了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有三个主要特点,在五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指出如何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如何进一步推进学科自身的发展、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等,将会因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而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同时提出城址、大型建筑址、人牲或人殉现象、祭坛墓地或积石冢等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包括成套礼仪用器在内的随葬品丰富而有木质葬具或石室的大墓、铜器、刻画符号与原始文字、丝织品及其工具,以及一些特殊遗物等九类遗存,应是中国公元前2000年以前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的物质代表。探索、发现、研究这九类遗存的形态与功能及其发展与演变、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有利于探讨社会组织结构与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揭示中国最初的王室文化的内涵,有利于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应是今后大力投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认为良渚城址及其良渚文化、陶寺城址及其陶寺文化的社会实体具有更多的"古国"的特征。据此可将他们作为分析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古国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的典范。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了古国发展阶段。
  • 摘要：1987年至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掘了小河西、榆树山、西梁（千斤营子）3处小河西类型的遗址。1988年和1991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发掘白音长汗遗址,发现了白音长汗兴隆洼一期房址与小河西类型的房址叠压层,为小河西类型的早晚分期提供可靠的证据。根据遗存的类型学分析、地层关系、遗址分布规律和碳-14年代测定年代数据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小河西、榆树山、西梁（千斤营子）和白音长汗4处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小河西类型"。兴隆洼文化分三期,小河西类型应分早晚两期,小河西类型早期应早于兴隆洼文化一期,距今8200年或更早些。小河西类型晚期根据碳-14年代测定距今6700年,比兴隆洼文化三期还要晚许多年。
  • 摘要：本文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离子色谱及X射线荧光光谱等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对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圆形建筑地面纵向和横向不同层位土壤样品、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河东盐池现代卤水样品等一系列样品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表明:东下冯遗址圆形建筑地面层土壤中钠离子、钙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浓度与生土层的离子浓度有明显差别,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而且,这些离子同样也富含于现代卤水中。现代食盐在土壤中的溶解与渗透实验结果表明,食盐在土壤表面溶解后,其钠元素含量从上到下是逐渐降低的;东下冯遗址圆形建筑房基面上下横向采集的两行土壤样品的测试结果同样也是上层土壤中钠元素含量高,下层的含量低,二者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下冯遗址圆形建筑很可能储存过盐类。这个分析结果,为我们有关东下冯作为二里头时代晋南池盐集散地的假说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证据。
  • 摘要：丽景夹城是高宗、武则天时期潜通上阳宫的秘密通道。特别是武则天执政时期,其在宫廷斗争中充当重要角色。作为唐东都洛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丽景夹城对都城的形制布局,特别是宫、皇城布局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探讨唐东都洛阳城形制布局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限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不足,长期以来就丽景夹城的地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很难深入。本文拟结合文献,重新检视考古发掘资料,以洛城南门的位置和洛城的范围为突破,考证丽景夹城位于西隔城之西,傍宫、皇城西墙,经由宫城穿皇城直达上阳宫的封闭空间。并探讨了夹城与唐代的政治,以及夹城对玄宗时期长安城布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 摘要：殷墟出土的虎类遗物,有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和木器等,其中绝大多数出土于墓葬中,个别出土于房址和其他遗迹中。在殷墟,虎类遗物多数出土于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墓葬中。虎类遗物中,虎的形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正面形象的虎,这种多只有虎头;一种是侧面视角的虎;一种是虎食人,这种形制表现的是虎的全身。殷墟文化四期中,第一期没有虎类遗物出土,其他各期都有或多或少的发现,尤其以第二期最为多见。殷墟出土的虎类遗物中,墓道中出土的石虎具有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作用。一些虎作为纹饰装饰于武器上。一些小的玉虎、骨虎、石虎等则和其他动物形装饰一样,作为悬挂于人身上的装饰品。"人虎母题"中的人虽然都在虎口部位,但人的表情是恬淡、安静的,其寓意是希望在虎的保护下规避灾祸。
  • 摘要：考古绘图是把制图学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一门技术。自20世纪初,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我国,照相、测量和制图等技术开始被应用在考古学上。其中考古绘图所制作的线图能够准确地表现出遗迹、遗物的位置、大小、形状和结构,具有照片和文字所不能取代的特点,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形制数据,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多年以来,考古绘图一直都是采用传统的手绘方法,并且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规范的方法。近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把计算机图形、图像学的方法、数字摄影技术、电子全站仪、扫描仪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和设备运用到考古绘图中,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这些技术的运用不仅大大提高了考古绘图工作的效率和精确度,使考古绘图向着更高效、更规范的方向发展,推动了考古绘图的数字化,还满足了考古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要求,并且拓展了考古研究和展示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观念。
  • 摘要：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四夷社会得以舒展、发展,莒国成为海岱区仅次于齐鲁的二等大国,是土著国族中实力最强、夷文化特色显著、文明成果卓越的国家。莒国接受周礼,又张扬夷礼,夷礼得以回潮,如偏墓道、厚葬、大型器物坑、殉人、殉犬、腰坑,是为夷夏融合大潮中的莒国模式。这在海岱南区有广泛的影响,甚至给齐国以影响,春战之际,齐国始兴殉人之风。战国之世齐国势力和经济、文化影响达于鲁南,迅速地涤荡了所有国家间的夷夏界限。莒国虽灭于楚,但从考古遗存看,仍是以齐文化为主导的夷夏共同体的一部分。
  • 摘要：殷人田猎活动的频仍使其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殷人田猎所获是否旨在为浩繁的祭祀提供牺牲,则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根据甲骨文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从殷代田猎礼制的角度探索了殷人田猎与用牲的关系,并通过对殷代禂祭的系统研究,重建了殷代的田猎礼仪。作者认为,殷人于正祭以致献家畜为牺牲,唯有与田猎有关的祭祀活动,其所用牺牲或得于田猎,目的则是为田猎告反,从而与正祭用牲形成了鲜明区别。本文同时对卜辞所见的若干田法进行了考释。
  • 摘要：树轮年代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和考古学交织在一起。树轮年代学在考古学研究中不仅可以判定过去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而且可以重建古气候（包括温度、降水）和古环境,还能对碳-14年代进行校正。本研究对柴达木盆地德令哈和都兰墓葬群出土的木材进行了树轮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1）古墓里出土的木材为祁连圆柏（Sabina przewalskii Kom）。（2）建立了都兰县时间长度为1316年（公元前515年～公元800年）考古出土木材年轮年表;建立了德令哈市时间长度为2332年（公元前1575年～公元756年）的考古出土木材年轮年表;根据都兰和德令哈墓葬出土木材建立了柴达木盆地时间长度为2376年（公元前1575年～公元800年）地域性考出土木材年轮年表,此年表是目前我国最长的年轮年表,已经延伸到了夏末商初。今后,就可以对同区域的这一时段的出土木材遗存进行定年。（3）对精确定年的青海省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3号墓出土的二号样本公元前420年到公元前320年的木材,进行了碳-14加速器质谱测定,测定结果与IntCal04和INTCAL98校正曲线进行比对,数据匹配良好,说明树轮定年是准确的。今后,考古发掘出土木材,在进行碳-14测年之前,首先进行年轮时间顺序的确定,然后再根据年轮的时间顺序进行碳-14年代测定。（4）对柴达木盆地14座墓葬进行了定年,墓葬的建立年代都在7世纪～8世纪。定年结果和出土文物表明,从唐朝早期到中唐时期（7世纪初～8世纪后半叶）漫长的岁月里,青海丝绸之路可能还在利用。这种观点向以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5）重建了青海都兰县1176年（公元前418年～公元758年）的降水量。结果表明在公元51年～公元375年和公元426年～公元475年有两个长时间的干旱期,这两个长时间的干旱期很有可能是当地农业经济转换成畜牧经济的一个环境动力。
  • 摘要：萨法维王朝在伊朗历史上颇为有名,阿巴斯大帝是其时亚洲著名的国王之一。他从中国招募了300名制瓷匠人,以发展伊朗的制陶工业。在明末清初之时,由于连年战乱我国瓷器生产处于低潮,输出锐减或时有中断。伊朗陶器则部分代替了中国瓷器输出到亚、非诸国。为此伊朗陶工全面仿制中国瓷器的器形、纹饰等,可以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本文主要论述中国瓷器对伊朗陶器的影响。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伊朗陶器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一些影响。
  • 摘要：汉长安城城墙建于西汉惠帝时期（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8年）,至今大部分仍保留在地表以上,局部地段高达10米,是中国上古时期保存最好的都城之一,也是研究汉代夯筑技术的最好标本。本文通过对现存城墙剖面夯土连续、断裂及穿棍等现象的观察,对汉长安城的夯筑技术进行了探讨,提出汉长安城"连片版筑"的论点。所谓"连片版筑",是指一面城墙,除中间的城门及转折处以外,其他地段都是平行的、一层一层夯筑起来的,也就是说,每一段城墙的长度不再受到夹板长度的限制,而是通过不间断的连接夹板来达到所筑城墙的长度。这种夯筑技术是在战国时期长板筑城及穿棍架板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在四川和江西出土有许多东周时期的合葬墓,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和江西靖安李洲坳独木棺墓是规模最大的两座。这些合葬墓的葬具均为独木棺,随葬陶器、原始青瓷器、竹木器、漆器、小件铜器,基本不见青铜礼器和玉石礼器。但多棺合葬的习俗也有差异,表现为墓葬有竖穴土坑墓与崖墓、一次葬和二次葬、陪葬与家庭成员合葬等不同情况。共性表明了东周时期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点与传统,差异反映了不同区域内不同的民族文化。
  • 摘要：殷墟乙八基址为一座坐西朝东的高台殿堂,复原为悬山式两面坡屋顶,前有长廊,后有9室,廊下3阶,殿前有月台。其建造年代,不早于武丁前期。属于乙五组宫殿前面的配属建筑,可能是协助商王处理日常政务的公卿们的办公处所即中央官署。
  • 摘要：根据《史记·殷本纪》所载,武丁即位后,想实现复兴殷道,但未有良相辅佐。后梦得圣人,名曰说,于是乃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说于傅险中,并举以为相,从而实现了"武丁中兴",傅说也因此成为历史名臣。但傅说其人其事,在甲骨文中长期未找到相对应者。现经研究证明,甲骨文一期中的人名"甫",即为"傅说","甫"的事迹、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傅说"基本吻合。傅说的出生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大臣村,此地在殷时当为傅说的采邑,亦即"傅邑"之所在。傅说是傅氏之祖,其后裔至康丁时仍在王朝为官（宰相）,这是职官世袭的证明。至西周时代,傅氏一支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傅氏是汉民族中文化悠久、有文字可考的族氏之一。
  • 摘要：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起,主要存在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阶段,新出现少量的整栋多间地面房屋,据其结构形式可分为五种类型,即由不相通的多个单间并列横连的排房,单间与套间合组横连成的排房,单元式套房并列横连的排房,多室围聚组合的大型房址,主室配室组成的整栋大型建筑。它们较集中体现了史前房屋建筑工程的高水平成就;同时,也透露出史前社会变革时期部分父权家族的聚居方式,权贵或富有层的居所状况,以及原始殿堂性质公共建筑的规模和格局。
  • 摘要：汉代铜玉枕包括铜枕、镶玉铜枕和玉（石）枕。在对铜玉枕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年代、形制变化以及制法、造型和装饰进行分析,并对铜玉枕的功能和墓主身份、出土铜玉枕的墓葬分布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对汉代铜玉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西汉早期铜玉枕出土数量和类型最多,是其流行时期;西汉中晚期沿用早期的枕形,基本没什么创新;东汉时期铜玉枕的类型也较少,流行拱形玉枕。铜枕仅见于云南,镶玉铜枕和玉枕以徐州出土数量最多,类型也最为丰富,可能为楚王国制作。铜玉枕均为殓葬用具,其中有部分可以确定专为丧葬而制。出土铜玉枕墓葬的墓主身份较高,为诸侯王及贵族。
  • 摘要：本文结合近年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和陶模,较为全面地谈了谈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我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把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归纳为3种:陶模翻制法、陶范施纹法、模范结合法。殷墟时期少数平面花纹和无地纹的浅浮雕花纹采用陶模翻制法,有的翻印后还需要在陶范上进行刻划和修整;少数平面花纹或纹饰较为简单的陶范采用陶范施纹法;模范结合法是殷墟陶范最常见的施纹方法。一般情况下,陶范上的主体纹饰（饕餮纹、夔龙纹等）是由陶模翻印下来的,地纹（云雷纹）有的是陶模翻印后修刻而成,有的是在陶范上直接刻划完成。而那些简单、不易或无法翻印的纹饰是在陶范上直接制作的,在范上制作纹饰经常使用刻划、堆塑、压印、戳印、镶嵌等几种手法来完成。
  • 摘要：形成于6000千年前的王因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完整的淡水蚌壳。古生,物学鉴定结果共得分属于两纲的10属34种。其中瓣鳃类30种。而在瓣鳃类中属于丽蚌的有16种,最为丰富,被命名为王因丽蚌动物群。该动物群反映当时、当地的气候环境与今日江淮之间乃至长江中、下游以南相似,附近有大湖,河道成网。6000年前的王因地区宜于农作乃至稻作发展。蚌类是重要的食源之一。蚌壳提供了制作工具、生活用品的质材。这些都是史前文化中的环境烙印。王因丽蚌动物群的发现、研究是考古学的一个生长点。各地史前遗址多有蚌壳出土。除此之外,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界应有更广泛的合作,否则将丢失宝贵的历史信息。
  • 摘要：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制瓷工艺的发展承前启后。白瓷不仅在河南、陕西、山西、宁夏、安徽等地的隋墓中有出土,而且在邢窑内丘西关、临城陈刘庄、邢台市顺德路,安阳窑和巩县白河窑址也有发现。从现有发现来看,隋代白瓷主要集中生产于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隋代白瓷器多与其他釉色或其他质地的器物共同随葬,是随葬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北朝晚期瓷器相比,隋代白瓷在胎质致密度上有所提高,并出现了雕塑、模印和黑彩点缀等装饰方法,还生产出了胎质极薄的"透影白瓷"。
  • 摘要：辽墓壁画大多都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真实写照,是研究史料简约的辽代历史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契丹人与汉人墓葬壁画题材广泛,内容较为丰富,各有特色。本文立足于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记载,侧重对辽代帝陵壁画、契丹贵族墓葬壁画和汉人墓葬壁画所反映的辽代社会生活情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同时也对民族间文化融合情况进行了初步认识。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辽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 摘要：本文分析揭示屈家岭文化成就的核心内容以及所达到的最高程度。如社会经济进入到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初始期;手工业中陶器制作与纺织工艺居于同时期的先进水平;房屋建筑以地面成排房屋为主体组成的院落式建筑最具特色,出现宽厚的土坯砌墙体、大型窗户、居住面铺垫芦席或竹席等房屋建筑中先进的做法;埋葬习俗与制度方面出现了随葬陶器数量达40多件乃至上百件、使用木质葬具的大墓;祭祀等原始宗教活动较为多见,最为隆重的则是以大型管状筒形器群作为媒介进行对祖先亡灵的膜拜等祭祀活动;涌现出一批城址,已经发现15座,可划分为四个城址密集分布区,推测当时发展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存在着上下五级。屈家岭文化形成了一个地域特征更为鲜明而又强势的文化共同体,形成了既有冲突又和平共处的局部地缘性政治组织,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江汉地区石家河文明的基础。
  • 摘要：湛若水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墓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天平山东麓,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湛若水被葬于此。2002年,公布此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对之展开了详细的文物调查与勘探工作,基本探明该墓的整体布局与形制。墓葬由墓园及神道两大部分组成。墓园内的主要建筑物包括北部坡地上的墓体、第二级台地的墓祠和第一级台地的棂星门。另外,墓园北边的护岭往南延伸为矮墙,围合至棂星门两侧。墓园内的第三、四级台地南边设挡土墙,与墓园东西两边围墙相接。各级台地南边中部设台阶,自南向北可达墓前。墓园围墙外侧有顺山势而下的纵向排水沟,其中第三级台地南侧有石块砌筑的横向排水沟。墓体为灰砂版筑的太师椅形山手墓,包括一级护岭、垅环、享堂、山手、三级拜台、月池,形制基本保存完整,地下墓室已遭多次盗扰。神道两侧有石人、石马、石虎、石羊,除建筑构件外,还采集有陶俑10件、酱釉小罐、陶太师椅残件、陶床残件、陶茶几残件等遗物。该墓是广东省内目前已知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明代古墓,其墓祠及墓园为研究岭南地区明代古墓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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