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鲁贤（Jean-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1743—1823）是继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之后,又一位对法国汉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汉学家。杜氏1735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率先全景式地向欧洲人推介有关中国的最新知识;格氏于1785年发表的《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既传承了杜赫德作品的内容,使之于50年后得以重新现实化,又有其个人创新：根据一个特殊的目录,他重新组合提炼了前人的成果,并且刻意收进了由当时仍在北京的最后一批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1776—1791）这样最新到达欧洲的知识。《中国通典》1785年首版获得极大成功,同一年再版,并被译成英文和意大利文,随后多次单独发行,分别于1785、1787和1818—1820年间,有过三个独立法文本;1788年和1789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1895年再版。因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典》可称作18世纪法国向欧洲推介中国的姊妹篇,在西方汉学领域产生了日月同辉的影响。在法国,它们不仅为法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广泛的题材、富饶的沃土、无限的思考和多彩的远景,而且在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称之为＂难以满足企求了解中国的渴望＂的18世纪,也可以说它们在催生启蒙精神形成和促使旧制度崩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国通典》全书分上、下篇。上篇讲述中华帝国十五省、鞑靼地区、岛屿、从属国的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地方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医药草药材等。下篇讲述最近到达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内容涉及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队纪律、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中国通典》较之《中华帝国全志》突出表现了作者的独立思想、独立观点,他注重依据中国人的材料和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反对与驳斥某些偏激作家恣意鄙夷中国和中国人的谎言与不实之词,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人说。《中国通典》被译成多国文字,多次再版,被誉为＂最重要的耶稣会士科学作品＂,足见其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本译文选译自《中国通典》下篇卷一《中国政府》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原文1787年版,第102—143页）。重点介绍了清代康乾时期的内务行政、典章制度、官员和职责、皇帝谕旨的执行与监督、官员之间的上传下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传输监察乃至皇宫生活与官员家庭管理规则细节等,传教士们的描写大都迎合18世纪法国＂中国热＂的需要,突出中国＂君主开明,制度完善＂,彰显法国的＂专权和黑暗统治不可取＂。传教士们的观察全面细腻,描述生动具体,尽管有时存在夸大或想象发挥之嫌。他们笔下描绘的皇帝亲耕仪式的全过程;康熙皇帝私访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惩办污吏;官员职责的考察监督,定期的＂坦白报告＂制度;皇帝以及各级官员印玺种类、大小、不同材质等等,提供了有趣的信息,既可以呈现300年前的清代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的管理状况,也可以看出法国传教士们的良苦用心,值得今人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