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报告呈现了"非洲的工业发展、建筑业和就业"研究项目的主要发现。该研究试图为非洲新兴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工作条件探寻比较性的证据。首要目的是检验媒体上和一些评论家所普遍持有的看法:中国企业倾向于雇用中国籍劳工;中国企业的工作条件很恶劣;中国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很有限。这项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文献回顾,并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收集详细的比较性证据,从而对以上流行看法提出了挑战。该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分析在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的国家中,新兴产业工人具有哪些特征。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利于比较的背景。研究所发现的结果来自对两个国家(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两个行业(基础设施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模式和劳工状况长达四年的实地深入调查。我们在2016—2018年间开展了对工人的大规模调查和广泛的质性研究。研究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尤其是筑路业)。在这两个行业中,外资企业(包括中国企业)的就业比重特别高。我们采用的研究设计以一种顺序混合法(sequential mixed methods)为基础。该方法通过一个有意设计的比较性框架来应用。我们的国际研究团队完成了广泛的范围界定研究、文献回顾和两项大规模的工人调查。两项调查分别是2017年3月—8月在埃塞俄比亚对837位工人和2016年9月—2017年3月在安哥拉对682位工人进行的调查。这些工人分布在安哥拉的37家企业和埃塞俄比亚的40家企业之中。这些企业大约一半是中国企业。定性数据的搜集持续至2018年7月。企业管理者调查于2018年完成。随后的电话调查在2018年末和2019年初搜集了额外的历史纵向数据。研究采用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在相似的事物间进行比较,即在特定的重要子行业中选取行业领先的中国企业、其他外企和本土企业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将在行业领先的中国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与其他企业的最好情况进行比较,而不是与其他企业的平均情况进行比较。本项目总体表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经济体的具体情境比企业本身的来源地对理解非洲的劳工状况更加重要。在就业机会的创造及本国(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工人占总就业比重等问题上,我们发现用工属地化率(企业所雇用的所在国工人与全部工人之比)远高于媒体的通常看法。在埃塞俄比亚,用工属地化率对全部工人而言达到90%(对低技能工人而言则为100%);在安哥拉,这一比例由于工人技能的短缺而通常较低,估计在74%。在安哥拉我们发现,随着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安家落户,属地化率在过去十年间显著上升。鉴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最近几年)已经主导了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筑路市场,它们成了创造就业的主力军。近些年来更是如此。不同行业和企业雇用了不同的员工。在两个国家(特别是安哥拉),我们发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ation)的证据。我们可以把全部劳动力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1)受教育程度更低、相关工作经验更少、更贫穷的移民工人——他们是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中国企业的主要劳动力;(2)技能水平相对更高、受教育程度高于城市工人平均水平、相关工作经验更多、更为年长、享受更多稳定工作安排的劳动者群体——他们主要集中于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特别是位于罗安达的安哥拉制造业工厂和那些正在建设一个重点大坝项目的公司。劳动力市场分割反映了不同的就业动态:一边是平均来说进入安哥拉市场只有十年的中国企业,另一边是在这个国家地位更加稳固的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反映出中国企业管理者针对一种看法所做出的反应。这种看法就是罗安达当地工人缺乏纪律性和可靠性。这种看法促使管理者有效建立起一种"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ur regime)来改进劳动控制,而该体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也很常见。可能更为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在埃塞俄比亚更少见,那里只有几家中国企业选择建立员工宿舍,而其他外国公司似乎正考虑以建立宿舍来降低工人的高流动率。然而,移民工人的存在在两国都很明显,在制造业企业中更是如此。埃塞俄比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有所不同。在低技能工人中,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的雇员更加年长。中国企业的工人和其他外企的工人平均年龄更加接近,并且两类企业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明显更低。在所有公司中,虽然女性构成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主体,但这一现象在其他外企和中国企业最为明显。在埃塞俄比亚,工厂工作的性别分化程度很高,女工特别集中于纺织、服装和制鞋工厂中。在安哥拉,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厂则完全由男性工人主导。行业和国家的区别对塑造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式非常重要。为了探究工作条件的好坏,我们首先比较了同一技能水平(低技能工人和中等技能工人)、属于同一行业但处在不同企业的工人所获得的到手工资(take-home wages)。描述性分析和统计回归分析综合表明,工资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别。对埃塞俄比亚而言,工资差别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人的技能水平、行业(建筑业工作工资更高)、工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社会经济地位及企业位置(工业园区内的工资稍低)。在安哥拉,工资差别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人的技能水平、工龄、工作经历、社会经济地位、企业位置及一个表明抽样偏差的指标。一旦我们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企业的来源地平均来说对工资没有影响。换句话说,一旦考虑工人和企业的特征,样本中的中国企业工人工资与同行业其他领先企业工人的工资基本相近。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安哥拉,许多中国企业采用"宿舍劳动体制",从就业机会稀少的中南部地区雇用相对贫穷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因此获得了食宿,比受雇于其他公司的工人能储蓄更多。与罗安达的其他企业工人相比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很高。企业从工人更弱的议价能力方面获得了好处,但也确实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贫穷工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较高报酬。严格意义上说,调查得到的工资不是"贫困线工资"。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即使工资最低的低技能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也高于国际标准中的极端贫困线和中等贫困线。在安哥拉,所有工人获得的工资都高于行业最低工资,大部分工人获得的工资都远超最低工资线。然而,当和相对较高的生活成本比较时,大部分工人都抱怨他们的工资太低。对那些由于雇主不提供食宿而必须面对高昂食宿成本的移民工人来说更是如此。行业特殊性和国家背景对理解(工资以外)福利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也很重要。福利及工作安排的"正规程度"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两国都没有劳动中介机构和复杂的招工制度。在安哥拉,中国企业更多提供免费食宿;而其他公司则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例如带薪病假、假期和医疗服务),这体现出工作安排的正规化。在埃塞俄比亚,这种差异不那么普遍,但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更多在工作场所提供伙食。在职业危害尤其是得到报告的工伤和工作事故方面,虽然工伤和事故在建筑工地上更加常见并且在中国企业中较少发生,但不同企业的情况基本相似。我们的证据表明,样本中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企业对培训和技能培养的贡献至少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一样多;但是,培训在制造业中更为普遍并且制造业企业认为培训更有必要。在安哥拉,由于技能匮乏,所有企业都必须为工人提供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岗位培训。对缺乏相关工作经历和教育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本土企业和一些外资企业倾向于采用更加正式的入职培训方式。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培训毫无疑问都对技能培养有帮助,对相关工作经历极为有限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方面,我们的证据表明行业领先的本土企业总体上更习惯于工会的存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更不情愿与工会打交道,而是倾向于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然而,我们也发现,不同企业劳资冲突的程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差异。各种企业都在相近的程度上受到由工资引起的罢工的影响,在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更是如此。劳资冲突不仅体现为罢工和工作场所内部的紧张关系,而且体现为许多消极抵制行为(如缺勤和盗窃)。这些行为据调查在安哥拉很普遍,而在埃塞俄比亚却并不普遍。经理和监工滥用职权的情况据调查在埃塞俄比亚更普遍,而沟通障碍是两国都有的特征,反映了工作场所中的某些冲突。渴望获得高薪、稳定工作的新兴产业工人阶级与寻求廉价、温顺劳动力的新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两国劳动制度的缺陷尤其是埃塞俄比亚缺乏行业层面的最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工作场所的紧张关系。要理解非洲国家新兴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劳工状况和就业动态,就必须细致分析劳动体制的多层次格局。本研究整体表明,相对于企业来源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背景及调查所关注的不同经济体的状况是决定劳工状况和劳资关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