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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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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研究 >2023年第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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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正＞關於唐代山棚的史料,最早的是顔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寥寥數語對瞭解山棚分佈地、規模十分重要。所記爲前進士元結（719—772）在乾元二年（761）募兵抗撃史思明叛軍: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於是思明挫鋭,不敢南侵……仍授部將張遠帆、田瀛等十數人將軍。[1]
  • 摘要：＜正＞青海與甘肅兩省交匯處的祁連山脈,雪水匯集的河流不僅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緑洲生命,還溝通了南北方向的交通,形成了諸多的交通孔道與山間要隘。安史之亂之前,吐蕃屢次利用這些孔道侵犯河西地區。開元天寶之際,唐軍大規模的向南翻越祁連山主動進軍,將石堡城[1]納入唐朝版圖之内,使得“河、隴諸軍遊弈拓地千餘里”[2],故祁連山脈在南北方面的溝通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 摘要：＜正＞軍賞是指面向將士和其他軍務輔助人員的賞賜,以褒獎戰功、酬償勤績。所謂“旌勞顯庸,録勤聳善,報之以封爵,寵之以名秩,賫之以金帛,賜之以車服”的衆多軍賞舉措[1],可歸爲官階賞賜和物質賞賜兩種基本類型。一般認爲,唐前期徵兵制下的軍賞以官階賞賜爲主,而後期募兵制下較爲切實的是物質賞賜[2]。其時,有唐一代軍賞實踐中官階與物質組合運用的機制幾經變化,對官僚制度、財政賦役制度有很强的形塑作用。對此進行研究是觀察中古社會向近世社會轉型的一扇窗口。
  • 摘要：＜正＞敦煌變文字詞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十分豐富,但仍有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如字詞考釋不確切、校録失當等,筆者不揣淺陋,對其中的四則字詞重新校讀或解釋。一、金臺、寶槐S.4571《維摩詰經講經文》:“更有毗耶衆,奔波百萬垓。六和持寶鉢,八敬捧金臺。羅綺攜香印,英賢掌寶槐。滿街填塞鬧,喜遇覺花開。競到菴園會,駢填卒莫裁。”[1]
  • 摘要：＜正＞爲提高本刊的工作效率,特作如下規定,請各位學者投稿時注意。1.從第十卷起,所收到的來稿不論採用與否,一律不退稿,請各位作者自留底稿;如果您希望退還稿件,請來稿時説明。2.本刊每年一季度出版,因此投稿件截止日期爲前一年5月底,請務必遵守截稿日期。每年5月31日以後的來稿,視作投給下一卷,敬希留意,以免大作在本刊放置太久。
  • 摘要：＜正＞永泰二年（766）初,經宰相元載提議,代宗下詔限制百官論事權,顔真卿撰《論百官論事疏》（以下簡稱《論疏》）辯其不可。這一事件産生的影響,以往有不同的看法。中村裕一認爲,通過這場“元載改制”,唐代後半期形成了由宰相審閲百官奏書的制度[1]。松本保宣指出,没有史料證明元載改制得到施行,顔真卿能够自由上疏本身也説明元載並未完全控制百官奏事渠道[2]。二人的争議在於元載改制是否實際威脅到原本由代宗支配的信息渠道,但二人均忽視了元載改制對改善時局的積極意義。元載是在何種背景下提議限制百官奏事權,
  • 摘要：＜正＞敦煌文獻,絶大多數爲晚唐五代時期的寫本,字多俗訛、音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民間用字的實際狀况。對時人而言,俗訛簡便易寫,音借聽説易明。然時過境遷,千年後的讀者,不免生疏隔膜。這種隔膜,除表層的字詞外,更多的是隱含在字詞下面的情境、内容和思想。而要看懂、讀通文本,字詞的識讀則是最基礎、最重要的一環,正所謂“讀書須先識字”是也。本文即從形的辨識、音的通讀、義的解析入手,對敦煌文獻中十七則字面普通而易致失校、誤録、歧解的詞語進行輯録考釋。若有闕誤,祈請讀者正之。
  • 摘要：＜正＞在敦煌文獻中,“惡”字的俗體較多。黄征《敦煌俗字典》收録其俗體多達34個[1]。這些俗體,在敦煌文獻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是“■”和“■”。經進一步調查,我們又發現了20個《敦煌俗字典》未收形體,進一步豐富了“惡”字的構形資料。一、新發現“惡”字的構形新發現的20個“惡”字俗體,根據構形可分爲異寫和異構兩大類。（一）異寫類“惡”字的異寫俗體是書寫時以連筆、增筆、减筆等方式形成的。
  • 摘要：＜正＞敦煌寫本S.388由前後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爲《字樣》,存83行,卷首殘缺,書名和作者不詳。後一部分爲《正名要録》。《字樣》殘卷對部分漢字加注了反切。《字樣》殘卷和《切韻》及其早期傳本大致是同一時期的文獻（詳下説）,音注材料值得參互考查。《切韻》原本佚,早期傳本大多僅存殘頁,唯S.2071 （習稱《切三》）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習稱《王三》,下從此簡稱）保存相對完整。
  • 摘要：＜正＞一直以來,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話語多以隋唐爲中心而展開。在這種話語的牽引力下,隋唐時期成爲叙述整個佛教史的基準點。以此爲界,前代爲積蓄力量的準備期,宋以降則漸爲衰頹。從史料與學術史兩條脈絡觀之,這種認知也成爲整個東亞佛教共通的連接點[1]。相對於此,南北朝佛教的學術坐標則飄移不定。“南北朝佛教”如何在學術史中獲得具備合法性的獨立地位,“學派”又到底如何成爲研究的最基本單元,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問題。2021年,聖凯《南北朝地論學派思想史》出版,爲我們理解佛教學派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本文就以此爲綫索,通過學術史的梳理,探尋佛教學派研究的基本脈絡與發展方向。
  • 摘要：＜正＞唐代官制變革最關鍵的一環,即行政運行體制由三省制轉型爲中書門下體制。在這一過程中,律令制國家的框架被進一步破壞,中央諸機構、職掌之間的界限趨於模糊,使職差遣（含内諸司使）進一步介入國家事務處理,職事官機構内部更多地呈現使職化傾向。伴隨着這些改變,尚書省在國家政務運行流程中的地位、職能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迄今,關於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的研究成果日益豐碩[1],衹是針對這一體制下的尚書省的專門考察非常薄弱,
  • 摘要：＜正＞一、前言:日本令中的節日、軍禮淵源8世紀中期,日本頒行《養老律令》,條文多爲仿唐律令制定,雖然頒行前即已考量風土民情差異,加以增删修改,以求適合日本使用,但實際施行上仍有落差,逐漸呈現橘越淮爲枳的現象。不僅是典章制度,包括文化層面上,官方模仿中國習俗慶祝節日時亦然。本稿所謂節日,意爲與日常時段進行區分的特定日期,此指定日期需與特定活動或生活情境相配合,爲一地區人群反復施行,方可稱之爲節日。無論是從自然環境、民俗、宗教神話、社會生活中産生的歲時體系,
  • 摘要：＜正＞對老子的尊奉是玄宗崇道活動的核心。天寶二年（743）,改長安玄元宫爲太清宫,洛陽玄元宫爲太微宫,諸州玄元宫爲紫極宫,標誌皇家對老子之崇祀已達到新的程度。其中,太清宫之創設、制度與儀式革新均由玄宗一手推動,重要性最高,學界已有不少相關研究[1]。不過,對於太清宫的基本性質,却仍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舉最近的研究爲例,吴麗娱先生主張太清宫首要功能爲祭祖,而湯勤福先生認爲其前身玄元皇帝廟是先聖祭祀之所,後來成爲道教宫觀,但具有與太廟相同的地位[2]。
  • 摘要：＜正＞敦煌寫本P.3715是一個大體用行草書抄寫的類書草稿寫卷。所輯内容比較龐雜,取材範圍遍及經史子集,有人事,有詩文,間雜字詞音義、書信、詔對等。體例不够嚴謹統一,有將事文概括爲對偶詞句或散詞散語然後加小字注釋者,有直陳其事者,也有散録片言隻語者,且録文記事大多不注出處。編纂時大致將出自同一種或同一類文獻的事文,或主題相近相關的事文抄録在一起,基本没有明確的部類名稱。《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題“殘類書草稿”[1],黄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録》題“類書草稿”[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題“類書”[3]。
  • 摘要：＜正＞在中晚唐的藩鎮研究中,相較於帝國的東北,西南稍顯冷清。以往對劍南西川的研究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當地爲樣本,探求律令制崩潰與“土豪層”興起的演進模式,在軍事上多關注崔寧前後的幾次動亂,或文宗以降的南詔入侵。貞元、元和夾處其間,却未受重視[1]。二是在唐與吐蕃、南詔關係史中討論西川的作用,礙於材料和視角,對其内部結構的討論並不充分[2]。同時,作爲唐廷對藩政策的轉折點,劉闢事件的政治文化意義已爲學者所發[3],而它如何影響了藩鎮内部的權力結構,尚待思索。
  • 摘要：＜正＞《唐研究》由美國羅傑偉（Roger E.Covey）先生創辦的唐研究基金會資助,自第16卷開始,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辦,每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卷,論文和書評以中文爲主,也包括英文論文和書評。《唐研究》以唐代及相關時代的研究爲主,内容包括歷史、地理、美術、考古、語言、文學、哲學、宗教、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傳統學術問題。其特色是論文之外,發表新史料、書評和學術信息。來稿請附作者簡歷。中文論文用繁體字書寫,須附中英文提要;英文稿件須用A4型紙單面隔行打印。注釋放在頁脚。詳細書寫格式附於本書最後。論文作者可得到論文抽印本二十份及該卷書一册。内地作者,酌付稿酬。
  • 摘要：＜正＞《大般若經》是玄奘（602—664）晚年翻譯的一部規模宏大的集成類經典。關於玄奘的研究,學界早期重在梳理其生平重要事件[1],後來進入對其傳記文本新材料的挖掘與比較的新階段[2]。通過對傳記材料的解讀,學界進一步考察了玄奘和初唐三位皇帝之間的政治關聯[3]、傳記文獻編纂者所要彰顯的利益訴求等問題[4]。但遺憾的是,與玄奘密切相關的《大般若經》研究却依然乏善可陳[5]。
  • 摘要：＜正＞敦煌漢文文獻中有一個常見的外來語音譯詞“羅悉鷄”,有時也寫作“羅寔鷄”,習見於人名材料中,如“王拙羅寔鷄”“王住羅悉鷄”“判羅悉鷄”“屈羅悉鷄”“于羅悉鷄”“住羅悉鷄”,具體用例如下:（1） S.5824《應經坊供菜牒》“昨奉處分當頭供者,具名如後:行人……判羅悉鷄;絲綿……屈羅悉鷄。”（《英》9/167b）[1]（2） S.8448A、S.8448B《辛亥年正月廿七日紫亭羊數名目（參S.8446）》:
  • 摘要：＜正＞五代寰宇分裂,諸國並存,征戰不休。周世宗即位後,一改晋、漢衰微之勢,西克秦鳳,東取淮南,北收燕南二州三關,中原之威復振。北宋承周餘烈,南征北討,剪滅諸國,結束了五代亂局。此段史事衆所周知,周、宋統一方略亦爲學者津津樂道,研究成果頗多[1]。這些研究大多認爲世宗、太祖之統一方略與王朴《平邊策》聯繫密切,其關注的焦點問題在於“先北後南”與“先南後北”孰者更優。此種研究思路不僅模糊了《平邊策》與平邊事之間的界限,而且遮蔽了周宋之際統一戰争的複雜性,尚有繼續探討之空間。
  • 摘要：＜正＞20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六萬餘件古代抄本、刻本,其中有八百餘件道教文獻。這些文獻或是已佚道籍,或與傳世本相比多有異文,在宗教學、文獻學方面有很大的研究意義。除此之外,敦煌道教文獻在語言研究方面也有不小的價值,葉貴良、馮利華、牛尚鵬、忻麗麗、周學峰、謝明等學者都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少成果[1]。但敦煌道教文獻中還有一些詞語未得到合理的解釋,
  • 摘要：＜正＞牒是唐代應用廣泛的一類官文書,唐律及律疏在定義“官文書”時,常常將牒與符、解、關、移等文書種類並舉[1]。較之其他官文書,牒的現存資料最豐富,情况也最複雜。以往學者既已注意到,不同於符、解等文書形態、行用場合相對固定的文書,唐代的牒格式多變,行用場合也横跨上行、下行與平行諸多方向。筆者分析了典章制度中散見多處對牒的記載、西域出土文書中大量形態各異的牒文實物以及石刻文獻留存的唐牒,在此基礎上認爲,自唐初起,就存在數種被稱作“牒”的文書,但它們在文書形態、行用場合等方面都有所差異,並且彼此間有相對清晰的界限。而基於這些差異進行分類研究,是我們釐清唐代牒式的主要途徑。
  • 摘要：＜正＞甘露元年《譬喻經》寫卷（下簡稱《譬喻經》寫卷）,係一份現藏於日本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的有紀年佛經寫本。該寫卷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前流入日本,被中村不折收藏。1931年平凡社出版《書道全集》,此卷收録其中。目前,該寫卷被定爲日本重要文化財産。有關該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真僞及抄寫年代兩方面。據張永强介紹[1]:藤枝晃認爲是僞卷[2]。而主張該卷是真卷的學者,分歧主要集中於該卷卷尾題記所署抄寫年代“甘露元年”的具體所指年代:
  • 摘要：＜正＞一唐代尚書省郎官石柱原有兩根,分别題刻尚書左、右司及所統各司郎中、員外郎的姓名。其中右柱亡佚已久,宋以後即無可靠著録,僅存的左柱原石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清代以來,學者圍繞題刻尚書省左司及其轄下吏、户、禮三部十二司郎官姓名的左柱作了大量復原、校録、考訂、輯補的工作,主要成績可歸納爲四個方面:一、藉助拓本,辨識文字,移録、校訂左柱題刻的郎官姓名。此項工作大致分爲三個階段,乾嘉時期,趙魏《讀畫齋叢書》己集、王昶《金石萃編》分别據拓本移録了左柱題名。由於兩人未留意左柱上下兩截再接時曾發生錯位,均誤以考功郎中、
  • 摘要：＜正＞前言從唐代財政史的視角來看,安史之亂以後,具有明顯地方分權傾向的藩鎮制度,通常被認爲是破壞了原本中央集權的國家財政體制,在州縣之上構成了新的一級地方財政。也正因如此,譬如兩税法的建立即長期被視爲唐朝“抑藩振朝”,在財政上重振中央集權化的舉措[1]。而藩鎮之所以能够在國家財政運作方面介入朝廷與州縣之間,正是來源於藩鎮所擁有的財政權力。問題在於,藩鎮是如何掌握地方財政的呢?毫無疑問,藩鎮所領諸多使職中屬於財政領域的職務是探究此問題的突破口。
  • 摘要：＜正＞1948年,蘇聯科學院的一支古生物學考察隊在蒙古國南部塞福列（Sevrey）蘇木東南6公里處發現了兩塊殘碑。1969年蘇聯突厥學家克里亞施托爾内（C.Г.Кляшторный）實地考察時發現僅存一塊殘碑,是爲塞福列碑（Sevrey Inscription）[1]。該殘碑高80釐米,寬52釐米,厚69釐米,一面刻有縱書的古突厥文（魯尼文）和粟特文各7行;據森安孝夫的觀察,另一面刻有疑似漢字的文字[2]。
  • 摘要：＜正＞“借筆”是古文字形體演變中一種較爲常見的現象。在楷書完全定型之後,借筆字依然大量存在於敦煌、契約等手寫紙本文獻以及石刻、刻本文獻中,甚至在域外文獻中也有使用。大部分借筆字是由於抄手爲了書寫簡便,省去部分筆畫而産生。對借筆字的形成規律進行研究,不僅有助於探究古今漢字的源流演變,而且對於文獻校勘、寫本系統的判斷等,都具有一定價值。
  • 摘要：＜正＞一、引言敦煌出土早期禪宗史書《歷代法寶記》記載了唐代劍南一地的傳法譜系,其中也包含大量佛教與世俗社會互動的資料。根據《歷代法寶記》,無相逗留資州德純寺兩年後進入天谷山修持頭陀;無住在抵達劍南之後,無相曾"每日於大衆中高聲唱言:‘緣何不入山去?久住何益?’"[1]無住因此進入白崖山修行。就筆者管見所及,目前衹有齋藤智寬根據《歷代法寶記》研究了山居修道與居士佛教的關係[2],而少有學者就此探討巴蜀山林在佛教修行中的角色,
  • 摘要：＜正＞2018年,我寫了一篇《唐人是否視"安史之亂"爲"胡"亂?》的文章,提交當年7月由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臺灣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第六届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承劉進寶先生好意,發表在《絲路文明》第三1[1]上。在這篇文章中,我從詔敕、墓誌、筆記等三種資料裏,選取與"安史之亂"有關詞語,將其分爲含"胡"詞語與"非胡"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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